关于公共性危机 作者：孙振华

国家的权力一旦遮蔽了社会的力量，以国家、政府的意志替代了“公共性”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免陷入到关于公共性的语言的狂欢中，连什么样的公共性都不清楚，那不是“公共性”的危机是什么？
在中国，“公共性”这个词非常热门。政府在谈公共文化、公共政策、公共服务；艺术界也在谈公共艺术、谈当代艺术的公共性。在众语喧哗，大谈公共性的时候，实际隐含着一种危机：这就是公共性的话语危机，越是热闹，危机隐藏越深。
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公共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有国家还是社会，这两种不同的角度和思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公共事务由国家、政府主导，向社会、社会组织的转移的趋势。这个过程应该不可逆转，但是有很多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好好澄清。比如说公共空间。
有一次我和殷双喜一起在郑州参与讨论城市雕塑规划，就碰到如何界定公共空间的问题。有一个说法，城市雕塑应该放置的所谓的公共空间，就是政府权力所覆盖的地方，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而有一些住宅区是有准入限制的，所以不能算公共空间。
这个说法有合理的一面，公众不能自由进入，算什么公共空间？但是，如果因此推论，作出这种预设，说公共空间就是国家、政府主导的空间，是由政府来控制来买单的空间，这也隐含着危险。这也可以反过来问，是不是政府控制的空间，老百姓都能自由准入？
这里面涉及到怎么理解公共空间、公共性的问题。这里有一个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区别，对于公共空间，你是从国家出发还是从社会出发？
国家不同于社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有时会出现绑架人质的事件，最后把危机化解的是社会力量，社会组织，而不是国家权力。例如宗教组织，或者是部落长老，他们不是国家权力。他们作为社会组织，非常有力量，有时候能起到国家权力和政府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我们看中国上个世纪20、30年代，包括20世纪整个前半段，中国社会是非常混乱的，战乱连连，在这个时候，社会并没有因为战乱，或者政权的更迭而瘫痪，它还是有秩序的。它往往是靠社会力量在支撑。比如码头工人有行会，那儿是有规矩的；还有地方性的组织、家族组织，都能保护一方平安，甚至清帮、红帮、袍哥等等，这些亚文化的群体也可以可以决定秩序。很多时候当国家瘫痪，国家无法行使权力的时候，社会的组织能够维持运转，这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公共艺术或者公共性，它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国家、社会、君主一体化了。对于皇帝而言，图书馆、博物馆、园林都是我家的，所有的大臣都是我的家臣，我的子民，所以不存在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公”这个字，但是，恰好这个公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公。春秋战国的时候，公是国君的代称，例如“齐桓公”，这个公不是大家，是国君。所以“公”这个词在古代出现时，意思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天下为公”，现在理解可以是大家，人人；在那个时候，是国君一人，当时的周天子就自称“予一人”，天下就他一个人。
今年9月份，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四城市文化交流会，主题是城市文化的公共性。这个会对我很有启发，我们通过台北、香港、深圳、上海四个城市对公共性的不同表述，发现他们都在谈公共性的话题，但是他们对公共性的理解所采取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归纳应该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给予性的公共性，就是更多建立在政府权力之上，建立在国家权力之上，拿了纳税人的钱为民办事，例如做了一个公共空间的规划，让老百姓感觉到实惠，环境得到改善；另一种是台湾和香港的方式，我理解是博弈性的公共性，有很多公共事物是通过博弈的方式来讨论决定的，通过交流对话最后来形成一个大家所接受的结果。
这两两种方式其实都不能简单地看。给予性的公共性比较被动，深究起来，值得怀疑，因为它并没有形成对话、讨论的公共领域，但它也有一个好处，如果方向对了，在操作中有特别高的效率。
而所谓博弈性的公共性程序上非常民主，博弈的结果是各方利益的均衡点，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问题：成本特别高。比如说像香港西九龙这个项目，当时公布三家公司的方案，都是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来投标，最后遭到很多市民和香港文化界的反对，这个计划就流产了。现在听说重启西九龙计划又列上了议事日程。这中间搁置了很长时间，这就是博弈性的公共性要付出的成本。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制度框架会有不同对公共性的解读，以及对待公共事务不同的解决方式。
现在很多城市都特别乐于谈公共文化，但是总的结构来看，这种方式始终还是在一种政府的权力框架下来谈论的。如果政府的权力和决策的方式没有经过一个真正置换的话，那么我们很难说这种公共性话语的狂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对中国社会的公共事务改变，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目前中国所谓“公共艺术”其实是国家化的，是政府“为民办事”的结果，政府给什么，市民就要什么。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是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在运作。比如像“华侨城”基本是以社会化的方式。
不仅是公共艺术，我觉得当代艺术也存在这个问题。当代艺术的国家主义化或者说国家主义的当代艺术也很明显。经常由国家、政府出面组织一个当代艺术的国家队参加国际的艺术活动，这种组织方式怎样能体现出当代艺术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呢？这种方式怎么证明艺术家和国家、社会之间形成了真正有效对话的对话机制呢？如何体现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呢？
国家的权力一旦遮蔽了社会的力量，以国家、政府的意志替代了“公共性”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免陷入到关于公共性的语言的狂欢中，连什么样的公共性都不清楚，那不是“公共性”的危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