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王世襄治学法脉和模式是什么（上）

　　在纷繁的追忆中，大家乐此不疲地陈述着：

　　他驯鹰、遛狗、养鸽、逮蝈蝈、玩蛐蛐、范瓠绘葫、烧菜品肴，无一不精，大俗成为大雅，“京城第一玩家”。

　　他走街串巷、车拉肩扛，搜罗古旧家具，数十年的隐忍和自甘窝囊，成就了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八十件家具名品收藏;两部明式家具著作问世，推动了明式家具的收藏;那把“大圣遗音”唐琴拍卖价过亿，香炉落锤价过千万。器物一经王世襄收藏，犹如高僧开了光。

　　也有试图作出超越“玩”和“藏”层面的论述，求问王世襄是一个什么人?无疑这是一种深化。有人论道，他与时代形成了对照和对抗。有人说他是“一个传统的文人”，还有人说“他是文化人高雅格调的符号”。

　　但是，我们总是感觉少了些什么，众声喧哗中，感性的回忆纪念多，理性的学术探讨少。王世襄的学术成为一个过场性的话题，一个点缀。想想看，王世襄作为一代文化大家，他最重要、最自豪的成就是其学术成果。没有《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等著作的王世襄，会是怎样的形象。王世襄的“开光”效应，很大程度上得益其学术贡献。缺少对其学术的探讨，不能不说是长期以来王世襄话题的缺憾。

　　任何学科的经典，后人相继撰文分析评价，甚至存在不同意见，有所争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越杰出的作品越是如此。

　　针对《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作文本研究，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学力上要求的钩沉考据功夫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于研究者是不小的挑战。同时这又易招惹是非，说高了，固然讨好，但阿谀之嫌，不自重对老人也失敬。说低了，欺师灭祖。还有，这是最没有故事的活儿。

　　为表达对先贤的敬仰，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开始。吾辈不才，不妨从“王世襄的治学法脉和模式”的探讨开始，个人认为可能它是打开王世襄治学之门、明式家具之门的钥匙。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卷首中这样写道:“在约四十年的工作中，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除承蒙朱桂辛先生前辈及刘敦桢、梁思成两位先生的指导、鼓励外，惠我最多的是北京鲁班馆的几位老匠师，尤其是石惠、李建元、祖连朋三位师傅。”(《明式家具研究》文字篇，第218页。)

　　这里似乎是例行平常的致谢，但仔细想想，王先生提到的三类人，像符号一样，代表着、隐喻着他学术范式。

　　王世襄在提到朱桂辛时，无不充满敬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仍坚持按照传统，以“朱桂辛”相称，这是因为在王世襄面前，朱先生是的学术的宗师或祖师。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号蠖公，清末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曾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并开办银行、煤矿、轮船公司，是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和实业家。这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和组织学术活动打下了人脉和经济基础。

　　朱启钤在主持北京旧城改造后，对土木营造格外用心，其间积极收集建筑历史文献，“以是蓄意，再求故书” 。1919年，他作为北方总代表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丁氏手抄本(即“丁本”)。朱启钤随即缩小影印，次年又交商务印书馆印行。接着，又邀请挚友陶湘先生广搜公私传本，旁求博采， 对“丁本”参互考证。 1925年，“陶本”印行，该书后来成为中外公认的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母本。

　　但是在整理《营造法式》之时，此书几成无人能够读懂的天书。“数千年来古籍中，传世术书，惟宋清两朝官刊各一部耳。此类术书编纂之动机，盖因各家匠法不免分歧，功限料例，漫无准则，故制为皇室官府营造标准。然术书专偏，士人不解，匠人又困于文字之难，术语日久失用，造法亦渐不解，其书乃为后世之迷。“(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一章序论”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朱先生总结道，被视为“匠人之术”的古代土木工程，历来依靠工匠的师徒口耳相传，历史上很少有文字和图绘的认真录述，偶有零星记载，“专门术语，未必能一一传之文字。文字所传，亦未必尽与工师之解释相符----历代文人用语，往往使实质与词藻不分，辨其程限，殊难确凿。” “营造学之精要，----必须求之口耳相传之技术者。”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

　　于是，这位民国大佬频频在民间寻找求教艺匠、工部老吏，了解建筑掌故和匠人世代相传的建筑规则、技艺和口诀。 “所与往还者，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聆其所说，实有学士大夫所不屑闻，古今载籍所不经觏。而此辈口耳相传，转更足珍者。于是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他认为挖掘口耳相承的民间智慧是探求传统工艺的必由之路。

　　1929年，朱先生创办的我国第一个研究古代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营造学会，后改名“中国营造学社”，他私人出资，以自己的私人寓所为社址，自任社长。这是研究祖国建筑等文化遗产最早的学术团体，“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愿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培植、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集远绍者。”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

   营造学社设文献组和法式组，流美硕士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留日生刘敦桢任学社文献部主任。

　　梁思成着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后，也认识到在重道轻器的积习中，与古代建筑相关的文献，留与后人的是，“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调谐之音节耳。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 他指出：“中国金石书画素得士大夫之重视。各朝代对它们的爱护欣赏，并不在于文章诗词之下，实为吾国文化精神悠久不断之原因。独是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师之手。其艺术表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这个同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建筑情形相似。这些无名匠师，虽在实物上为世界留下许多伟大奇迹，在理论上却未为自己或其创造留下解析或夸耀。”(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代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他还说：“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它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然匠人每暗于文字，故赖口授实习，传其衣钵，而不重书籍。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一章序论”，)

　　营造学社将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列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梁思成从已开放的故宫建筑入手，一边学习、整理朱启钤长年收集的几十本民间流传的建筑则例抄本，一边研究清代官方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同时求教有实践历练的老匠师，一项一项询问，一条一条记载，耳聆手记，逐渐接近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堂奥。1934年，梁思成首部著作《清式营造则例》出版，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匠人之术”、“匠学”的成果，也是对中国清代传统营造技术首次的诠释和解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溯宋代建筑的营造技术成为可能。

　　“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之象征。”煌煌中华古代建筑，宏伟精丽之观，何其辉煌，拍拍脑袋一想，也应该是文化人参与指导、亲自设计。但历史的真实就是那么残酷。匠师与士人间的隔膜之大，距离之遥，令今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

　　营造学社一贯坚持古代建筑实例研究和古代匠师研究并举的方针。朱启钤、梁启雄、刘敦桢还编辑了高扬历代杰出工匠的《哲匠录》，“这种把我国历史上的’道器分途，重士轻工’，不重视有真才实学，亲身参加营造城池宫殿、高楼杰阁、园林池榭、村舍民居以及道桥堰坝等等的名家巧匠、土木工师的偏见固习加以更正，并为之排名立传、系统介绍，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罗哲文《哲匠录》序言，《建筑创作》 2005年02期 )

　　康熙二十二年(1683)，匠人雷发达来北京参加营造宫殿的工作，因为技术高超，很快就取得了清朝皇家建筑师席位，此后七代人，直到清朝末年，这个家族一直领导皇家建筑建设达二百余年，圆明园、颐和园、景山、天坛、北海、中南海，乃至京外的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等著名建筑的设计施工，均出自该家族之手。这个世袭负责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建筑家族，还长期掌管样式房，故得名“样式雷”。 样式雷图档说明，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依靠工匠的一般经验，而且依靠工匠的设计图、施工图等设计。样式雷世家最为重要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其设计成果的最后现实化，而更主要地体现在其设计过程本身——图样的绘制、模型的制作方面。样式雷家族可以视为中国各类传统工艺的缩影。

　　1930年，雷氏各支后人日趋穷困，四处问售家藏样式烫样，零星购得者"颇有数起" ，朱先生感到如果这个皇家建筑系统的资料，零星散失，乃民族巨大损失。于是四处呼吁奔波筹款，在多方努力下，这批资料“旋由北平图书馆购存" 。

　　朱启钤先生也是研究样式雷的第一人，1933年，他撰写的《样式雷考》作为这方面研究的开山之作，影响巨大，至今仍被学术界依重并广为引用。

　　1941年，王世襄以《中国画论研究》获燕京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论文论述宋代以前的中国画画论，毕业后，又续写了元明清部分。1943年，王世襄离开北平，以此学术成果到西南大后方求职，不果。次年找到梁思成求职，遂进入营造学社工作，职位是助理研究员，其工薪补助是八斗米，另一个助理研究员罗哲文是六斗米。在这里，曾一起考察宋代墓和佛殿。中国营造学社等研究机构是在1940年秋天内迁至宜宾的小镇李庄镇的。

　　王世襄进入营造学社学习和工作，是他学术生涯重要一环，奠定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他在这里学到了研究考察文物的专业方法，同时，营造学社的先辈们治学观念和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物质文化的精神深深影响了王世襄的一生。

　　王世襄曾说：“我在学校读书时即对传统家具感兴趣。抗战期间，离京入川，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接触到《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和清代匠作《则例》中的装修作，启发我去研究古代细木工和家具。1945 年回到北京，开始从家具实物、匠师技法及图书文献等方面搜集材料。”(《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上海三联书店)

   王世襄在燕大读书期间，与工程师杨耀相识，当时杨耀受聘于艾克，协助他测绘黄花梨家具，因此结识了德国人艾克。

　　1923年，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在任教包豪斯学校之后，东赴中国，任教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美术史教学之余，他并成为“营造学社”创社会员，并研究、收集明式家具。

　　当时王世襄冷眼旁观，看到艾克常年自得其乐地拍照、测量着中国人的那些老家具，这为他收藏和研究明式家具洒下了精神的种子。

　　后来，艾克汇聚了以在华洋人为主的家具收藏，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明式家具专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书中收录明式家具实物122件，有精致的图片，有中国家具形态沿革和结构简单分析，并用科学“三视图的方法，绘制出第一批正规图纸。有总装配图，有节点大样图，有细部装饰纹样图，有榫卯斗拼图。”(艾克著，薛呤译《中国花梨家具图考》陈增弼序，地震出版社，1991年。)它用摄影、绘图记录实物，对家具榫卯、结构进行实证分析，这些都首开先河，堪称明式家具学术的开山之作，是以艺术和科学的高度研究中国家具的第一部专业著作。虽然仅印制区区两百册，但西式新世纪的美学理念、科学精神和德国人的严谨，让废墟中的明式家具在现代焕发出第一道光芒。

　　1944年，《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出版，王世襄“1945 年回到北京，开始从家具实物、匠师技法及图书文献等方面搜集材料。”艾克及《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对王世襄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方式肯定是有极大影响的。

　　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书首，艾克致：“我怀着敬意感谢鲁班馆的技工们，感谢在实际技巧和传统工艺方面给予我的教育，愿这古老和崇高的技艺经受住我们这个机械文明时代的千难万险而永传不衰。”(艾克著，薛呤译，《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地震出版社1991年。)透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出艾克对明式家具“古老和崇高的技艺”的敬重，也可以体味出北京鲁班馆匠师在“实际技巧和传统工艺方面” 对艾克的指导帮助。

　　无独有偶，四十年后，王世襄在他的《明式家具研究》中也这样写道:“惠我最多的是北京鲁班馆的几位老匠师，尤其是石惠、李建元、祖连朋三位师傅。”(《明式家具研究》文字篇，第218页。)王世襄曾说:“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的研究中，追寻着朱启钤和营造学社“沟通儒匠”、“博征技师，请教名匠” 的治学方法，收获丰硕。在《明式家具研究》序言部分，作者特意安排了一张与木匠祖连朋师傅的合照，前面是一把锯一只刨子。两人姿态，一蹲一俯，竟相放低身段。王世襄如此尊重一位木匠老人，是因为其专业技艺知识来自他尊重的匠人们，“惠我最多”。

　　王世襄对匠师的高情厚谊，也可以看做是对传统匠作工艺的郑重敬礼。如果说王世襄先生与祖连朋师傅的区别，在明式家具这个行当中，一个发乎自觉，一个来于自然。祖连朋们自然而然与一个行业、一个制作体系相联，那是世代的生活，他的身后是庞大的匠作根系。

　　大漆是中国国宝性的工艺。技艺丰富，成果绚丽多姿。明代后期，漆器“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大漆工艺进入历史的高峰。漆工艺经典著《髹饰录》就诞生于此时。明隆庆间，新安名漆工黄成著《髹饰录》，天启时，经嘉兴西塘人杨明的注释后，此书变得更为翔实，是现存古代漆工专著。其内容包括制漆设备和工具、制漆要点、漆器装饰方法、漆器胎骨等。由于社会上层和士人阶层的不重视，《髹饰录》在明清时期未曾刊刻出版，仅有手写孤本，后飘流到了海外，藏于日本蒹葭堂，世称蒹葭本。

   朱启钤先生从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美术史书中，得知《髹饰录》手写孤本情况后，1926年，致函日本友人，恳请抄录一件副本。朱先生得副本后，自筹资金， ，整理体例，撰写序言，于1927年(丁卯年)，以木刻版刊印二百册，一九二七年刻版付印，世称丁卯本。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关考工、工艺的书很少。阐述制作、技法的书更是屈指可数。这是因为文人认为是工匠之事，不屑去写，实际上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想写也写不了。工匠则限于文化水平，著书立说，确实有困难。如专讲建筑工程的《营造法式》和专讲髹漆工艺的《髹饰录》，在传世的图书中是非常罕见的。”(朱家溍：王世襄和他的《髹饰录解说》)《髹饰录》诚然是一部总结中国古代髹漆工艺经验的巨著，但可能原意是为漆工而作，故认为不妨文字从简，且多是一些漆业专门术语和行话，加之，另一方面他颇通文墨，“套用经史名句，行文过于艰深”。引经据典来象征比喻工具、原料。又把一般的漆艺技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甚至把“阴阳”“五行”学说也引入其中，使其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且当时漆器名称和后来流行使用的名称又多有出入，尽管有杨明作注，后人还是难以读懂。

　　1949年秋，朱启钤把《髹饰录》新刊本交给王世襄，希望把它注释成今人能读懂的书。

　　王先生用了十年的时间，对古代漆器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对现代漆工技师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同时以古代文献加以印证，从而完成了《髹饰录解说：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

　　王世襄自认为，此书的意义对他来讲重于《明式家具研究》。“他曾说过，《解说》的内容来自三个方面。(一)实物的观察研究;(二)向漆工艺人请教访问;(三)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为了观察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 (朱家溍《王世襄和他的<髹饰录解说>》”《读书》 1983年 第8期)

　　王世襄回忆说：“传统漆工艺品种繁多，任何一位漆工不可能掌握一切技法。五十年代初我遍访北京技师，技艺最精，所知最广，又毫不保守，乐于教人的是多宝臣师傅。他擅长彩绘、描金、雕填、堆漆等各种工艺，那时已年近古稀。我向他执弟子礼，历时三载，经常去他家请求讲述各种做法并操作示范。也曾请到家中为修补大件描金柜架，我在旁打下手，并随时作记录。”“为了解多师傅并不擅长的脱胎夹紵，曾求教于老塑工曹鸿儒师傅。有幸去福州参观脱胎漆器厂。”(王世襄《我与<髹饰录解说>》《中国生漆》2002年1 期。

　　王世襄“用了约二十倍于原著的篇幅，逐条、逐句、逐词对这部古籍进行了全面而缜密的注释，把古代漆器名称、品种，出土及传世的实物，乃至现在流行的名称、品种联系起来。广征博引，一以贯之，详详细细地记录了许多制作方法，切切实实地解答了许多专业性问题。实际上它已远远超出一般对古书整理诠释的程度，而自成一部专门著述。 ” (朱家溍《王世襄和他的<髹饰录解说>》”《读书》 1983年 第8期)

　　在王先生的自述诗《大树图歌》中有如下一节:“蠖公授漆经，命笺髹饰录。两集分乾坤，字句读往复。为系物与名，古器广求索。为明工与艺，求师示操作。始自捎当灰，迄于洒金箔。款彩陷丹青，犀皮灿斑驳。更运剞劂刀，分层剔朱绿。十载初稿成，公命幸未辱!”以上概括地讲述了他撰写《髹饰录解说》的经过。蠖公就是朱启钤先生。氓评价《髹饰录解说》云：“‘解说’没有空话，没有疑似之词，没有牵强附会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