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呆在上海，写了几篇有关书画鉴定的小文章，发在武英微信上，这几篇文章讨论了书画鉴定一些基本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现在汇集起来，加一个总标题，供大家参考。
【相关链接】刘九洲：《甲午书画札记五则》(上)
三，记问之学与鉴定
虽然涉足鉴定很久，但是回想起来，在鉴定方面，我只有过一个老师，还是瓷器方面的，他就是上海的孙显堂先生，他教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帮我在市场上看真伪。
1999年到2001年，每周我们在逛晓市的地方碰面，当时他60不到，每周六天不亮，孙老师就到了市场，在黑乎乎的、充满各种味道的交易市场，我们每周至少实战一次，买了东西就回家研究，因为我们出的价钱都不算高，因此，不得不经常冒险买一些当时看不明白的东西，偶然上当，大多数时候我们冒险成功。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最大的成功，就是买了很多残器。那个时候残器似乎不值钱，有冲的万历青花琴棋书画扁罐，才900元;略有残缺的正德青花钵，1200元;西晋越窑熊足砚，800元;修内斯官窑大水盂残器，2200元;元青花狮子烛台，2300元。现在回想起来，全是神话。我只花费了1年左右，就大致懂了，2004年前后在雅昌高古瓷器栏目，我的眼力也得到了一定验证。
从那两年实际鉴定的经验，我悟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鉴定不是“记问之学”。你看到什么标准器，再到市场里面照搬，八成要上当。后来我在古代书画鉴定的时候，从来不依靠记问之学，虽然需要记得一些基本知识，但是这些基本知识，应该尽快转化为一些抽象原则来使用。这就是中学数学中，仔细学习例题，然后尽快学会实际运用的思维过程。
后来，我与书画鉴定的人接触多了，觉得大多数人思维深处，过于书呆子，不够老辣。他们似乎一直期待下一个出现的古书画，与代表作是差不多的，信息是完备的，他们查阅一下书本就能够知道的。这实在是书生之见，是缺乏实战导致的状态。
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很多人希望能够直接学到诀窍，有人称之为“干货”，譬如说，他们希望你告诉他，董其昌写这个字时候，会少写一点，王铎写到那个字，会多一笔，等等。他们总是期望积累这样的“知识点”来提高水平，而拒绝自己去搜集、发现、总结规律的方式。事实上，“积累知识点”这个倾向，是违背鉴定学基本原理的。
书画鉴定，本身就是在信息不完备条件下，下判断的过程。历代流传之后，大多数书画已经不具备完备的信息，必须依赖总结出来的抽象概念，去回复其原貌，而不是依赖“记问之学”。旧学问总是强调“记问之学”，强调“散钱的积累”，这与现在面临的学术问题，正好背道而驰。这种依靠抽象概念下判断，是瓷器市场的常识，到了书画鉴定领域，居然成为一个“不太容易交流的思维方式”，实在让我吃惊。
熟悉一个领域，掌握一定的数据，摸索一定规律，然后对未知领域下判断，这本来是学术的基本动作。而在书画鉴定领域，这个方法居然不是主流，“记问之学”大行其道，真是怪事。当老师的，要教给学生“干货”，你如果指点学生搜集资料自己研究特征，学生当即大骂。这个现象，让人啼笑皆非，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环境不好，学术氛围差。最好的老师，从来只说方法，不说结论。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鉴定家，如果你的思维，不具备足够的抽象才能，也就是不能通过学术基本考察，可能难以在鉴定领域内有大发展。
放到现实环境中，也就是说，那些一流高校的研究生(理工科也没有关系)，并且精于形象思维的，可能是鉴定大师的好苗子。因为他们人不笨，也经受过基础学术训练，思维习惯已经不再依赖“记问之学”，如果再加上图像记忆能力不差，那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大师。
那些依然准备依赖于“记问之学”的学者们，我觉得他们落后了整个一个时代。
四，书画鉴定中的“他山之石”
这一节，再次深化一下上一节的内容。我个人以为，搞书画鉴定的人，最好花费一两年时间，去涉足一下瓷器鉴定。因为瓷器鉴定所依赖的方法，正好是书画鉴定中忽视的内容。
瓷器鉴定的核心方法是类型学，冯先铭说过，看看器形与纹饰，就可以解决80%的瓷器鉴定问题——这就是类型学在鉴定中的分量。现在瓷器作伪很多，真伪之间差异很小，需要仔细分辨，但是从长期鉴定的来考虑，还是要关注大的地方，也就是器形、纹饰这些东西，大的地方不精通，总是追究赝品是如何造出来的，抓小放大，不是鉴定正道，迟早要吃大苦头。
书画鉴定，既包含类型学，又包含笔墨特征等项目，目前强调笔墨太多，而忽视类型学在书画鉴定中的作用，这就使得书画鉴定“两条腿”丢了一条腿，成了瘸子。
瓷器鉴定中的类型学是什么呢?譬如说，我们谈到明代青花，宣德如何，成化如何，嘉靖如何，万历如何，基本上是看发色就可以下判断，不会考虑，“万历青花为啥就造不出成化青花的发色”这样的问题。因为瓷器是工业化产品，成批生产，自然存在制约条件，这些制约条件就是鉴定的要点，万历青花确实没有成化青花的发色，成化有其自身特色，一看就知道，不需要反复怀疑。
但是这个器形学的判断方式，在书画领域不为人理解。大家总是怀疑后人是否可以完全复制前人，而在这个怀疑过程中，找不到“类型学”这个基本方法，于是不敢下判断，大家互相吓唬，把这个领域水准搞得很低下。从技术上看，书画领域被“说笔墨”的人占领了，大家都在玄谈笔墨，但是不做类型学基本工作，全面陷于被动。
笔墨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比较高妙，但是书画鉴定，好比跨栏运动，你确实可以研讨跨栏细节，但是不要忘记，你得首先跑到那个栏边，才谈得上跨栏。目前书画鉴定，就是不讨论跑步，只讨论跨栏。运动员如果不会跑，怎么会跨?
为什么不是理论学习一下，而是要“涉足”一下瓷器鉴定?就是要亲身体会，去理解类型学的实战力量，否则，空学书本，感受不到类型学的力量，不会运用，还是无效。
我已经10多年不怎么买瓷器，前几天，偶然的机会，买了一个罕见的明代成化白釉的香炉标本，依靠的就是网上图片，看看这个釉色、底图，就知道这是成化白釉真家伙。买到手一看，釉面肥厚，且白釉白得异乎寻常，这才知道历史上为何盛赞成化。
获得这个真品，导致我感受到成化白釉“颜色异乎寻常”这个新知识点，这就成为下一次鉴定的新点。这就是依靠类型学，寻找到真品，再根据真品增加知识的过程。这也是人们说，鉴定必须买东西的原因，因为你买了，才能发现更多细节。
书画也是一个道理，最近李雪松先生组织了一个明代宫廷画展《日近清光》，明代宫廷画，有很多都是无款的，你怎么去辨认?首先是类型学，而不是笔墨，类型上是明代宫廷类别的绘画，就可以下判断。如果不采用类型学的理论思维，你问那些无款画为什么不是清代宫廷画家的作品?那就变成没有专业背景的胡乱询问了。
类型学在瓷器中运用广泛，在书画中，还没有被提到理论高度来阐述，所以大家还不熟悉，但是只要花费一些时间，去熟悉瓷器鉴定，再转回书画，思维水准一定大幅度进步。
图二
在瓷器鉴定中，哪怕看到一些瓷片，譬如说，图二中那两条鱼的瓷片，玩瓷器的，一看就知道这是南宋的青白瓷，不会是其他任何时期的，这就是类型学，而且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书画中，我们还很少看到这样的明晰判断。所以，古人说得有道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五，书画知识的两种积累模式
我在市场上泡了这么多年，发现实际会鉴定的人，有两种知识积累模式，一种是依赖市场行为积累，另一种走学术路径。
市场上不断出现艺术品，熟悉艺术市场的人，记得哪一年拍卖过什么，哪些藏家如何看待这些东西，这样的信息，他们如数家珍。他们非常关注拍卖前后，各种参与人员的动作，他们深信，只有动钱的市场动作，才是真心的。但是他们不那么熟悉教科书体系(当然，也没有一本书完备的教科书)。这种行为，优点是比较实际，切身利益明显，缺点是积累不足，在知识上，没有做好放长线钓大鱼的准备。
因此，市场人士头脑中的知识，是点状模型的，不是结构的。这个模式，优点是遇到他们懂的环节，他们非常懂，缺点是点状知识，覆盖面不足，一旦市场上出现前所未有的物品，他们就失去了途径，一筹莫展。譬如说，市场最近十年来出现的米芾《研山铭》、黄庭坚《砥柱铭》、苏轼《功甫帖》，很多市场派人士，一开始都看不懂，因为以前市场没有出现过类似物品，无从判断。
但是很多学书法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真迹，因为学书法的人，知识来源完全不同。
市场派人士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可以鉴定，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难以判断艺术品位的高下。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遇到每一件东西，他们都说是精品——哪有这么多精品。
第三，参与市场的人，存在信息源不广阔的问题，由于能够站在拍卖舞台上的，都是有钱人，有钱人总是极少数，因此，他们有时候不能接收到学术界的看法，这就导致时常出现双方真刀真枪，全力以赴抢夺某件赝品的局面。
虽然我们看到徐邦达的著作很多，其实，他是市场派的代表，他的知识点非常密集，导致你觉得他什么都懂，但是看到他鉴定失误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他的知识体系依然是点状的，而不是结构性的。尤其对于审美的历史局限性，他似乎忽略了，譬如说，唐代书法具备的拙气，徐邦达就是不理解，所以搞错了柳公权《兰亭诗》，梁楷的随意性也为他所不理解，所以搞错了《右军书扇》《东篱高士》两件名作。
与市场人士相反，另外一部分人，直接从理论上、书本上学习艺术史，他们先翻阅大量资料，通观全局，然后逐步认识具体。这个学习道路的问题在于，以往教科书不够细致，与市场拍卖品之间，还有巨大鸿沟，绝大多数人，不能通过自身努力，跨越这个鸿沟。这一类人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往往一件真实的书画也看不懂，很多时候，他们的成绩，看起来还不如市场派，所以，目前绝大多数人，宁愿相信市场人士，也不相信学术界人士。
但是，书本知识有两个优势，首先，这是从体系入手的知识结构，因此，各艺术品之间的优劣，他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大幅度、跨领域比较，比较擅长，学术入手出来的人，从来不会对任何艺术品都叫好，而是颇有贬褒。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学术可以教会你如何处理未知领域，对目前没有讨论到的问题，有一个方向性的推论，如果你的学术水准达到一定程度，市场上出现异常艺术品的时候，学术界人士会领先于市场派。因为学术界不是点状知识结构，而是结构性的知识架构，是存在推测性的。
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其实是傅熹年，他的思维就是结构性的，你看他一些建筑史论文，根据存世的古代院子的尺寸，倒推出古代院子的建筑规则，这就不是点状思维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理论推算的。这种推算，恰恰是市场派人士比较缺乏的思维方式。
所以，市场上的特殊艺术品，一般来说，不会被市场人士最先承认，而多是被学术界率先承认，缘由就在于此。学术界会看全局，市场派熟悉具体的知识点，这里没有谁强大的问题，仅仅是特长不同。
如果教科书更加完备，市场人士觉得有用了，就会学习理论。学术界人士如果多接触市场，也可以为整体构架，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