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驼铃-144㎝×144㎝-2014年
蔡超是中国画坛声名卓著的艺术大家，20世纪70年代即以《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等红色题材的人物画在全国崭露头角，80年代以水墨人物画创作多次入选全国美术大展并荣膺多种奖项而名声日隆，90年代以工业题材创作蜚声画坛并奠定其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重要地位，21世纪以在中国画领域全方位的探索和取得的不蜚成就而名声远播。今年广东美术馆将举办蔡超的大型个展，四月的某一天，他将所有参展作品亲自带到我工作室一一展开介绍，读着这批画于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唐诗名句“居高声自远”不时地闪现在我的脑海。
“居高声自远”出自唐初诗人虞世南的咏《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此诗“托物言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蔡超的内在品格和高度的艺术自信，以及风规自远的艺术气韵。蝉声远传，并非藉助于秋风的传送，因“居高”而自能致远。“居高”，对蔡超而言，表现为德行之高和艺术成就之高。先秦以来，德行高下就是评价艺术家的标准。虞世南屡次被唐太宗称赏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这首人格化的咏“蝉”诗，无疑带有诗人自况的意味。宋代书法家蔡京，艺术才气与书法成就远高于蔡襄，因德行低下而被蔡襄取之未能例入宋四大家。元人赵孟頫，为元代书坛、画坛领袖，然而后人并未将其例入元四大家，亦因对其由宋宗室谪系后裔而事元，为节操不守、人品有失而损名。这种品评现象蕴含一个原则——“人品即画品”。蔡超“栖疏桐”，居高位，历任江西省南昌市文联主席，南昌画院院长，南昌美术馆馆长，江西省博物馆馆长，江西书画院院长兼书记，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西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等职，这种居高位的艺术身份，使他具有一种全方位的艺术眼光，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判断自己的艺术方向、定位自己的艺术理想、确定自己的艺术目标。然而位重未必艺高，蔡超于每一历史时期都取得了高于同时代人的艺术成就，其重要原因源自于“非良梧不栖”的清高品格，以及“饮清露”、修德行、养清流，高标自举、不与时俗为伍的人格价值取向。蔡超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能算是—个幸远儿，四五岁时被庸医误珍致使右腿终生残废，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他不甘沉沦，将人生苦难视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长期坚持艰苦自学，由社会底层起步，最终成为当代中国著名人物画家和江西画坛领袖，成为“继清代朱耷之后，值得研究的从江西这块地上产生的又一位有全国影响的著名画家”（钱海源《时代颂歌 大美艺术》）。
一个艺术家，修人品，立德行是其成功的基础和必要前提，画品高才是成功的标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可寓意蔡超因画品之高，故不需凭藉某种外在力量，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我认为，蔡超画品之高，其根本在于他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作品表现出了一种时代精神，题材广阔，内涵丰富，意象纯净，笔墨质朴，气韵清高，故一展出或发表，总能屡屡获得大奖，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蔡超将这次展览的作品从题材上分为三大类：工业题材、一带一路、江南情韵。
工业题材构成了蔡超最鲜亮的艺术坐标。20世纪90年代，他以《顶梁柱》（1994年）、《吊装》（1997年）、《天地间》（1998年）、《铁臂》（1999年）等一批工业题材的作品风靡全国。作品中，那些大部件的高空吊装机械、大体量的工业设备和钢架、钢索与操纵吊机的工人们互为主体，以直线和丰富的空间构成之美，演奏着现代工业华美的主弦律交响曲。
作品在艺术图式和艺术语言上做了多方面的可贵探索，他大胆引入西方构成主义的艺术元素，空间处理借鉴构成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富有魅力的机械结构和钢架、钢索纵横交织，点线面的构成衍生出一种抽象的意象向宇宙扩大，生成一种高深莫测的神密空间吸引着观众进入画面。机械、钢架、钢索和人物全为写实语言，扎实的素描造型功力隐藏在平面的结构之中，作品意象在抽象与具象之间不时互换，对称和反对称、平行结构、对等、对仗、结构的分类与空间形式交错转换，呈现出空间本身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形式。兼容中西的线条结构和以水墨为基调的书法用笔，构成他特有的书写语言，具有书法力度的用线描绘了各个结构空间的音响格式以及音韵节奏等方面的内在关系，各种线条的相互重叠，既呈现出对比的影像效果，也呈现为粗细与方圆两种茅盾的组合。随着书写结构、节奏的变化和发展，机械、钢架、钢索和人物的活动，以及作品内部的空间形式都获得了自身的份量和意义，在工业题材的作品中，蔡超极大地张扬了书写性的魅力。书写性是抒情性，表意性，表现性，哲思性、抽象性的高度统一，书写过程中“机缘性”、“偶然性”随时相遇。他精妙地把握着“机缘性”与“偶然性”，任笔意自由地与画布和画纸进行对话，那些潇洒自如、平滑流畅与凝重沉厚的线条，使作品在节奏、韵律等方面富有多变的对比关系，而点、划、提、按，翻折绞转的运笔所生成的强劲“笔势”和“线条场”，则表现了一种宇宙力量组合的统一之美。
蔡超这种对西方构成主义美学规则和中国书写性绘画语言的自如把握和综合运用，使他成为那一时期将西方现当代绘画语言法则和中国传统绘画语言法则结合的最为成功的艺术家之一，也是运用中国画笔墨语言表现当代工业题材和城市题材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他在工业题材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至今还没人达到那一高度。
进入21世纪，蔡超将学术视野转向了大西北和西南，以土地与人的关系为大背景，以生存的喜悦与艰难为内涵，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一起，画了大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西北风情和西南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作品，他将这类作品称为“一带一路”系列。作品打破了人与景、物与景的界线，比工业题材更加感性地使用水墨写意性话语，以行书慢板写浪漫，以篆籀笔法写深厚，以湿笔泼墨写滋润，以燥墨逆锋写苍劲，以细笔轻描写飘逸，如《南国风情》、《晨读》、《留影》、《在那遥远的地方》、《微风清香图》、《赛马图》、《彝女赶集图》、《蕉荫晨曲》、《饮居图》、《大柏地》、《林晨闻鸟鸣》等，在写实画风中不着痕迹地揉进了相当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将纯朴厚实的西北民风和多情多姿的西南风韵转换为一系列水墨、色彩、笔触与形象的交响，转换为比之江南更浓烈、更响亮、更酣畅的色彩叙事，更阳光、更灿烂、更饱满、更富有浪漫主义情调的笔墨交响。
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观察体验成为他创作涓涓不息的源头活水，少数民族妇女日常生活中的曼妙形神与幽情美思，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的作品在他笔下不断涌现，象外求意，情、兴、神合一，是散文、是诗、是音乐。他以散文的笔调书写西北风情，以诗的语言歌吟少数民族世态百像的理想灵魂，以音乐的节奏演奏他们情感的乐章。这些作品激昂你的情绪，促动你的意识，引诱你在松风竹影、蕉荫花下，在那些神与物合的笔墨，在那种诗化的室内乐般的结构中如梦地游走。这是一个既综合又对抗，既矛盾又和谐，既深遂又悠远的世界，写实人物与意象图式组合，人物、山水、花鸟相互的渗化，山水画中有人物，人物画中有山水，谱成复调音乐的曲式结构，不题诗而诗情洋溢，不奏弦管而乐音袅袅，形简神生，意悠境美，情溢境外，回荡着古典文意的幽淡深渺，呈现出现代艺术的精神气象。
近年来，蔡超多住广东，南国的榕树、芭蕉、大树成为了笔下的主体，树干粗大而扩张到整个画面之外，芭蕉树则遮盖画面大部而满溢出来，甚至于超过了人物的分量成为画面的主体。其雄强的张力似乎与蔡超自强不息的内力取得了共鸣，成为其人格魅力的象征。这些作品突出地表现为对“大景观、小人物”的形式探索，在大景的蕉林、古树中或隐或显地衬以人物，蕉叶成林不以笔显而以墨胜，破墨施水的融会强化了蕉叶组合的化机一片，人物虽小然而描绘精到，在对比中人物、树木、芭蕉互为主体。如《榕树下》、《蕉荫晨曲》、《待路马蹄清晨露》、《曦行图》等作品，以笔求气、以墨求韵、以奇求趣、以思取妙，充分地利用生宣纸的特性，通过生宣纸笔与笔之间、墨与墨之间易留有间隔肌理这一特性，行笔布墨既透气又富有情趣，富有一种梦幻的意味与浓郁的笔墨感。
水为笔墨之媒，蔡超善用水，作品突出表现为对“水”的探索与运用。他在偶然的实验中发现了破墨法的特殊效果，便将其广泛运用于人物尤其是大树的描绘。他的破墨施水见笔、润泽有枯，大树折转有力又若沐水含柔，借浓破淡，以淡破浓，淡墨之后的浓墨枯笔，浓墨之后冲水形成渍墨洇晕，在破墨中保留枯涩的笔踪，勾画冲融一气呵成，使笔下的老树横桠产生了神奇动人的趣味，更富诗意，更加迷人。
蔡超有棵闲淡之心，以禅心看世界。他很清楚，凡生命都是在自然孕育成熟之后自然生出来的，而不是有意“作”出来的，有意为之是人工制作，而一切人工制作的东西，都是无生命的死物，“无为之为”正是生命的诞生与非生命之物的产生的根本差别。故而，他的艺术作而不作，以无为求为，虽为而不为，有意而无意。这不作、不为、无意，有儒家的深渺和道家的闲适恬淡，他以这种心境观照物象，并随意地把它表达出来，抒发感情既不掩盖也不做作，让自我的心性从笔端流出来，仿佛信笔所之，随意拈来，绝不用力修饰，呈现出一种淡远的韵味和丰富的内涵。境空旷辽阔，如千里洞庭月色，玉鉴琼田，表里澄澈，仿佛有一腔奔泻的情感在歌唱，涵茹曲折，韵远悠然。
（本文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美术馆协会会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