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策展语境来观察台湾当代艺术 （作者：简子杰）

来源 ： 网络

“幻想与物”展，陈松志《奢侈的堕落》 口香糖、地毯 装置 240x204x480cm 2004(摄影：吴垠慧)

　　若将「台湾前卫文件展」两届的参展机制拿来做比较，如果说上届C02因不标榜策展人、并以公开征件为主，而凸显出某种开放精神，到了本次改以主题策展形式的C04，除了让策展人获得某种程度的再重视，或也凸显了经常伴随策展机制的论述与诠释之重要性。


　　另一方面，主办单位文化总会将本届唯一「保留的」征件展委由知名的中国独立策展人顾振清负责，这项邀约本身便话题性十足，顾振清则借着向台湾艺术家公开征件，并由挑选出的作品发想出「幻想与物」主题，该展日前也已于华山创意文化园区的「四连栋」北侧顺利开幕。

　　虽因C04展区幅员有限，「幻想与物」不得不与李思贤策划的「C04展售会」屈就于相同展区，但借着竖立起的隔板与将展览时间限定在晚上，「幻想与物」中这些大多运用数字影像媒介的作品，不仅在闇黑的室内空间中散放出炫目的电子流光，也表现出迥异于一旁「C04展售会」的艺术观点。事实上，尽管征件方式有其限制，但粗略审视顾振清所征选的艺术家名单，我们很容易发现一套不同于其它台湾策展人的选择方案，正如同顾振清那引人注目的中国身份：我们使用相同的语言，却背负着极为不同的社会文化脉络。本刊趁着顾振清离台前夕，在顾振清下塌的旅馆对其进行了访问，希望能多了解此行中，顾振清对台湾当代艺术有什么样的观察与建议。

　　生活而感性的台湾艺术家，与位居国际平台的中国艺术家

　　一开始，顾振清便谈到征件展「幻想与物」的评选过程，「一共有130多位艺术家送件，我知道这对没选上的艺术家来说很不公平」，也因此，他特别说明评选标准乃为：「是不是很有感性的动力、是否具有异质文化影响、是否涵盖了新技术的推动力，以及有无现实针对性」。顾振清自评，「从展览呈现来看，我对这个选择是满意的」，他强调，「我还是希望透过艺术，启发观众新的思维方式，拓宽新视野，让观众看过之后，能产生一种艺术素质的提高渴求，如此才能提升社会的文化素质，让迅速增长的经济有所平衡，我们应该把当代艺术看做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甚至是一个国际化的平台。」

　　比较台湾艺术家与中国大陆艺术家时，顾振清说，「我觉得台湾艺术家有两个方面因素很特别，首先是实现能力完备」。他认为，这种实现能力来自较完善的学校教育，顾振清如数家珍地列举台湾艺大与台北艺大都有相关科技艺术系所，「台湾的高阶美术教育很重视多媒体、video与网络等新技术教学，年轻人很容易接触这些科技新潮流，对新技术不陌生亦能融会贯通，我觉得素质很好，这就是实现能力，也是我对台湾艺术家的第一个感受。」

　　「其次，我发现台湾年轻艺术家非常重视感性部分」顾振清说，「他们的艺术『触发点』较自然，多是来自现实生活状况，相较于大陆艺术家过于目的性与意义先行，因此而抽离了艺术本质，台湾艺术家的创作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他们不是因为有展览邀约才做作品，而是因为生活有所体悟所以想创作。」


　　顾振清进一步分析，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学校教育几十年来未有改变，艺术家在学生时代没有很多机会接触新媒体，知识与技术相对狭窄，「一个搞摄影的艺术家，就一直搞摄影，如果他做行为，就只有行为作品，不会具备录像或动画方面的专业知识」，此外，因为「在艺术体制上对官办或民间组织有高度依赖性」，中国大陆艺术家大多缺乏行政管理经验——相对来说，顾振清认为，较繁荣热闹的台湾艺术社群本身存在着「自助性格」，台湾学生们常参加和自行组织展览，他谦称「相对于素质不整齐的大陆艺术家，台湾艺术家似乎较为全面」。

　　顾振清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圈内有许多人抱着过于现实的心态在创作，「如果有展览邀请，他会为此做作品，如果没人请，他可能一整年都不做」；但他也强调，因「中国大陆的国际平台地位较高，有非常频繁的国际交流，年轻艺术家多以国际大展为比拼对象」，「正因为国际化迅速，大陆艺术家容易获得当代性和市场性等有利条件，功利层面常影响他们的创作」，也因此，「艺术家往往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较高的国际舞台上，他们以国际大展的观念、形式语言来作为创作参照」。

　　言下之意，顾振清虽然铺陈出海峡两岸艺术创作的差异，却也暗示国际情势仍为影响艺术发展的某种关键因素──在这点上，台湾居于劣势。

　　两岸策展经验差异

　　谈起对两岸展览机制的认识，顾振清指出，大陆比台湾更重视「展览形式更新、展览的可控制性、展览本身的学术性与专业性」。

　　「中国大陆较讲究展览形式的更新，这种更新首先是展览的工具意义——比如我要表现一个东西，能否用最好的工具来表达，在这样的专业条件下，接着我们会考虑到能否在国际层面下进行展览形式的更新，甚至出现了些对国际策展界也有启发的极端行为，而台湾的展览机制则多半在规范下运作」；其次，顾振清强调「大陆更重视展览技术和行政部分的可控制性，包括视觉动线等技术方面」；在策展经验方面，顾振清指出，「大陆重视展览的学术性与专业性，不像台湾会去享受展览的某种节日感或狂欢感，艺术家的参展态度也比较随性」。

　　他进一步分析两岸「展览语境」的差异，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大陆就是比较国际化」：「不论在北京或上海做展览，就是会有些驻扎在这里的老外会关心，做什么都会影响国际视听，此外，大陆非常严格的展览批评更使得策展人不敢轻举妄动……」，「这都使得大陆策展人非常重视展览本身，也更希望能有所突破，但台湾不同，年轻人不是这么看重展览，这跟国际化程度有绝对关系，在台湾你做得再好也就是这样，在大陆你却可能因此一步登天。」

　　至于台湾的展览机制，顾振清认为「比较起来，台湾艺术圈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互相支撑，艺术家与策展人往往是朋友，相处上没什么权威感，大陆则存在着潜在的金字塔结构，最好的策展人跟最好的艺术家在顶端。」在这种情况下，顾振清指出，「台湾的艺术圈基本上维持了很好的社会印象，艺术带给人精神食粮，艺术圈本身的合作气氛特别好，我来这里也很享受这种感觉，圈内虽然也有展览批评，但不严苛且较软性，不像在大陆会为了追究出道理，当面摔桌在所不惜。」

　　但或许也因为这种平和气氛，顾振清认为，台湾的艺术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大众节日，「像当代馆和北美馆很重视大众教育，希望能让更多人来享受展览，我觉得这也蛮好的，但由于节庆化，第二天很可能会变了样，变得很冷清」，此外，顾振清也表示，台湾「对展览的建构学术似乎较少探讨，我不是说缺少对艺术的学术探讨，而是会发现展览似乎较缺乏严谨的结构。」

　　台湾虽有许多补助艺术的机构，却缺乏民间对当代艺术的推崇心理

　　顾振清进一步分析两岸社会与当代艺术的对应关系：「当代艺术在大陆获得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做展览也有很大覆盖力，不仅可以提高能见度、知名度，也会获得市场关注，如果做不好可能会有负面效应，所有人就会把展览本身看得非常重要；但台湾由于国际能见度差，市场没有跟进，做展览几乎完全没有社会效益，如此会降低艺术家对展览本身的关注与期望值，展览无法起到社会推进的作用。」

　　「虽然台湾年轻艺术家还是很重视展览，但常出现两三年后就消失的情形」顾振清说，「加上社会诱惑面又大，若从事当代艺术的价值是未知的，很多人干脆转行去做更容易谋生的新媒体设计与广告。」顾振清进而比较，「我发现台湾公有资产对当代艺术很积极，不管是政府和民间基金会，但缺少的是民间响应；大陆恰恰相反，大陆是民间在前，官方永远是最后」，然而，「台湾虽有很多机构来补助艺术，却缺乏民间对当代艺术推崇的心理！」

　　顾振清也说了「大陆策展人被很多资本追着跑」的情形，「像我们大陆策展人在房地产界，真的很多人知道，很多人请你吃饭，这表示有许多民间资本注入到当代艺术，相较于公有机构，这些民间资源尽管还是弱，但如果没有在地社会的强烈响应，当代艺术没有办法一枝独秀下去。」

　　顾振清认为，之所以会有「大陆做展览产生的响应就是较为广泛」的情形，除了上述经济与国际情势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因为「大陆有一套非常有效的展览行销方式」──顾振清指出，大陆展览已经形成一整套的「一条鞭式的行销行为，除了向新闻媒体重点推销展览的热点新闻，也会透过大量派送请柬、海报覆盖、电子请柬、由公私机构协助取得邮寄名单与后续追踪，还有到大学与民间公司举办的各种讲座助推，甚至包括付钱开记者会请BBS或网站版主来玩等。」

　　除了这些制式的行销行为，顾振清说，每次展览前两天，他至少要打两百通以上的电话，这些只是他为邀请重要艺术圈人士，他的助手还要打给更多人，展前一周甚至还透过行动电话进行短讯骚扰，「选择自己打电话是起码的礼貌，但所有这些也让民众又得到一次轰炸──重要的是，若是社会大众没来，展览和艺术就缺乏社会的实现能力，那些赞助商也不会高兴，这是展览行销的边际效益，只有让更多人接受，才能对得起民间资本的赞助商。」

　　国际突围的可能，在于尊重自己的文化经验

　　顾振清指出，台湾虽有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但由于国际能见度不足，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更由于缺乏来自民间的支持跟进，「纵使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载誉归国，回来之后还是要重新开始，不像在大陆，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回国后就是扬眉吐气」。

　　「我觉得突围的可能，应该可以调整国际化步伐」顾振清说，「去跟人家接轨不要一厢情愿让他们占上风，完全用民族性去反弹也不对，但是仍要找到平衡点」，针对在本土举行的国际大展，顾振清表示，「大陆也曾发生国外策展人和本土策展人冲突，最后却是国外策展人被踢走，如果你缺乏对在地文化的起码尊重，我们可以踢走你，如果你愿意来本地学习，我们要给他机会，这是自信问题，也关乎展览的在地化。」

　　「如果我们只是给老外一个在柏林、巴黎以外的另一个平台，这就是不对的」顾振清强调，「很多国际双年展，只是同一批作品换了一个地方做巡回展，作品完全没改变，艺术家的参与度也不深，这种所谓『全球视觉产品』不仅缺少创意，也难以对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顾振清提醒，现在一些欧洲重要双年展，也都开始重视展览的在地化。

　　「本地策展人应与国际策展人平起平坐，行政官员应该针对这点做出完善决断」顾振清意有所指的说，「如果本地策展人变成只是在做执行工作，这特别滑稽」，他认为，「让本地策展人加强国际经验并非没有方法，如果本地已经产生国际策展人，何不将国外策展人视为只是在帮你执行展览的行政工作，创意的部分留给本地策展人，在上海，我们已经开始聘用老外做助理和技术官僚，找老外不是要他们的创意，而是借重他们的国际办展经验，这也是一种方式。」

　　「此外，除了应强化展览批评与学术探讨，策展人也要在策展与管理上发展个人风格」顾振清说，「怎么形成这种个性，应该要在策展研讨会上讨论，策展的研讨会和艺评研讨会是不同的，我希望亚洲策展人应该对展览形式构架、展览理念本身多做探讨，而不是老在一些焦点的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上打转。」

　　此外，顾振清强调交流的对象不应设限：「如果要讲究国际交流，交流对象始终是欧美，这其实是一种不平等概念；我们跟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相同的问题，跟他们合作，其实更能一起解决问题，并彼此刺激。」「老是跟发达社会交流，等到你追上他时，他又走了一步，结果就是你永远追不上，只有尊重你自己的经验，尊重你自己的文化认同，才会有对话的自信，这个国际化才有意义，我们应同第三世界的邻居多交流，获得国际化的多元解读，我们的艺术也会在多元形式中存活。」

　　策展人的任务

　　访谈快结束时，顾振清提到他心目中理想的策展人──「并非你已经做过一个大型双年展就及格了，展览形式要怎么调整，不仅精致度与细节完成度仍有差别，展览形式是否能有所创作，也只有很少策展人能做到」，后者大概便是顾振清所谓「策展人需找到个性化策展方式」的道理。

　　此外，顾振清也认为，一个好的策展人「唯一的目的是为展览，为艺术家作品提供最好的条件，把展览做得多么颠覆也只是附加价值。」而策展则属于优秀知识分子的任务──「策展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独立表达，要形成对特定社会的揭露，对强势阶级形成一种批评压力，这样一种压力对权力的垄断是一种监督，我很强调策展本身是对社会的干预。」

　　最后，顾振清也肯定文化总会找他来合作C04的立意，「不管我做的展是好是坏，这举动很有价值，至少对艺术家来说，有一些跟自身无关的经验同他碰撞，肯定会有新鲜的结果，这次大陆策展语境被我带进来，应该是能起到一些启发作用的，我觉得挺正面的！」

　　(转载自《典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