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双年展“丑闻”谈制度公正 （作者：王南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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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双年展由于出现了评委的女儿获得大奖而被评论家方振宁指责为展览“丑闻”，尽管该评委的女儿辩解说自己完全是靠实力而不是关系获得大奖，而且其他人并不知道她就是评委的女儿，但这种辩解都不符合制度的公正原则。

　　我们先不谈北京双年展到底有没有学术价值，这是另外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个双年展所反映出来的不合理方面实在太多，而仅就北京双年展颁奖“丑闻”曝光后，并没有在监督程序上作出必要的反应这一现象本身，就可以显出我们的现有艺术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按理说，当评委的女儿获得了大奖的“丑闻”(在一个以回避原则规定的制度下，这就是丑闻)被曝光以后，该活动就理应以程序不公正为由撤消这个大奖，制度公正原则要告诉大家的是，评委的女儿即使到了她的作品特别优秀的时候也要回避这个奖项，甚至于回避这个展览。

　　北京双年展是北京政府支持和政府财政拨款，并由完全行政化的中国美协主办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社会性质就决定了它不是什么家庭卡拉OK，想怎么评奖就怎么评奖，而是，这种展览从一开始就要受到公共制度的制约，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健全的制度，而使诸如此类的政府艺术项目都像是私人或者少数人圈子在承包似的，以至于，现在的展览尽管也以策划人的名义策划展览，展览中也有当代艺术(这是前卫艺术到马屁前卫艺术的见证)，但是都抽离了策划人与当代艺术所赖以存在的现代性社会的制度制约，在我们的社会开始政治制度转型的时候，艺术领域却用政府制定出来的艺术项目的公权转为私人权力，而使艺术欲望直接变成了行政欲望，这是我们现在不能不加以注意的问题，北京双年展是这样，上海双年展是这样，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等国家艺术项目也是这样。

　　艺术界习惯于称艺术的名利场为“江湖”，以前这种“江湖”是地下的，自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部分被政府允许到地上后，就让我们看到了种种政府的艺术项目等于是“江湖”的政府化和行政化，本来，要想在艺术圈里得利就要从混“江湖”开始，在这种“江湖”中，所有的公正制度都是建立不起来的，相反它始终是制度的公正性的死敌。被称为“江湖”上的这类人群表面上很哥儿们，其实是以权力者一方纠集而成的“忠义堂”，这种以座次、等级和顺从“江湖气”必然保障不了艺术上的人人平等及由于人人平等而带来的机会平等，像北京双年展这样的“丑闻”，只是从制度公正的角度来说它是丑闻，但如果换以“江湖”规矩，评委的女儿得奖是才是天经地义的，“江湖”的做法其实就是黑社会的做法，这种黑社会在古代时候就是专制主义权力至上，在现代社会中就是在公正制度之外的恶势力，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没有对这种恶势力的遏制，那么也就没有了社会正义性。

　　假如我们现在将北京双年展及其它的政府主办的双年展都看成是一种制度的话，事实上它必然要纳入到对一种制度的研究，那么我们就要看这种展览的设立在公正性上到底如何体现，我们的传统中有重结果不重程序的习惯，不问它的程序是否公正而只看它有没有达到目的，就是只要谁能办出双年展谁就“牛逼”，而不管这种双年展是否符合双年展的程序。这种不问程序公正而只强调结果“牛逼”做法，很容易导致事件本身的不公正，事实上中国的双年展正是对这种程序公正的放弃而越来越让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失去了对双年展的信任度。

　　现在，北京双年展的“丑闻”只是告诉我们当前艺术体制不公正的一个方面，类似的方面还有很多，而且我们现在也已经看到了艺术体制上的不公正，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双年展项目的设立从一开始就在程序上是不公正所导致的，因为这种双年展制度的设立并不是建立在艺术上人人平等、学术自主、社群分化的原则上并通过争论程序达成的共识，相反，这种项目的设立或多或少变成了某些人从中牟取私权的工具，或者由于我们没有一套有效的公正制度而放纵了某些人将双年展变成了牟取私权的工具，那么这种双年展设立的程序不公正当然会成为艺术家、批评家、策划人权利平等的最大的障碍，它足以让我们进行反思的是，当代艺术展览(特别是国家和政府的艺术项目)要做到制度公正和克服“江湖”的干扰，就需要从制度安排的初始程序上来找到对策，一个社会最大的不公正就是从程序的不公正开始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的展览上的各种不公正首先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