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品的审视——焦兴涛访谈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你以前是以工业废弃品来拼接成中国传统物象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转向现在的创作方向？


　　焦兴涛（以下简称焦）：是的，在2004年以前，我的作品主要是以传统古典形象为主题的金属焊接作品。当时那批作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对传统和历史的迷恋，另一个是对材料的兴趣。另外，金属直接焊接方式当时对我而言，很新鲜！它的过程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的。一气呵成的这种状态挺让人过瘾的，以金属材料进行的这种即兴式的戏仿觉得蛮有趣。然而，纵然始终保持着对材料和状态的兴趣，但在面对如此丰富如此鲜活的生活和体悟时，方式和材料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同时，金属焊接开始逐渐“流行”，进而成为雕塑界标榜材料现代性探索的时髦姿态和标签，大量雷同和陈词滥调的作品让人不堪忍受。就在2002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带有装置色彩的雕塑《意外事件.米》，从那时开始，我对生活日常中被使用的一些物品以及它们的尺度，有了浓厚的兴趣，象废弃的包装箱、被倒空后瘪瘪的牛奶盒，牙膏盒，揉作一团的口香糖纸，叠在一块的用过的一次性纸杯，各种色彩的垃圾袋等等。我觉得这些被揉作一团、失去了固定形状的物品由于凝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无意识的信息，而有了一种精神上的象征性，变得和我们息息相关起来。不恰当的比喻：就象看一场木偶戏，我挺喜欢这种“隐藏的表演”——物后面潜藏的人的行为和态度！之后，发展到对现成品进行装置化的改造，并以传统塑造的方式予以呈现。再后来，偶然的机会，在重庆的一个公共环境中，实现了一件大尺度的作品：两个近8米高的购物手提袋雕塑，这使我感到，我可以跳出过去的方式，以“物”的形态来实现自己对现实理解的一种回应。不仅仅是主题，更是一种方法。


　　杜：你的艺术创作中，充满着对各种当代商品包装的“凝视”。为何对这些包装如此意兴盎然？


　　焦：我喜欢“凝视”这个词，“凝视”意味着持久的注意和不动声色。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被自己制造的各种巨大数量的物品所包围和淹没。我们被自己制造的“物”所包裹，被“物”所挟持，这些物品就想药渣一样，在满足了我们永无止境的欲壑之后，被毫不留情的抛弃。就如同狂欢之后的斑痕，大醉之后的呕吐物，隔夜的茶叶，排泄之后的手纸，烧焦的烟蒂，昨天的报纸，互联网上被不断更新的文字…它们是我们不断以满足各种欲望来证明自己存在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副产品，这些物品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呈现出的迥然不同的状态让我很感兴趣，前者是漂亮、挺括、高贵和价值不菲的，而后者是猥琐、蜷曲、低下和廉价的，我想把它们重新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把这种猥琐、低下以一种唯美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自己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拾荒者，以放大的尺度，逼真的细节，置换的材料，来使这些物品变得异样甚至巨大，成为现实生活的某种镜像。面对各种眩目的包装，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复杂情感，我试图把各种“物的躯壳”以及它所体现的迷恋，推进和放大到一种极致，并以此来观照“物”后面潜藏的的精神性。包装里面的“有”与“无”的区别，决定了包装本身的价值，但在我看来，拿掉了里面的商品的包装才是真的“有”，它后面是比“有”更重要的意义之源。


　　杜：《中国制造》里，中国商品的包装箱具有强大的力量，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商品生产状况？


　　焦：是否“中国制造”其实不是我真正关心的，用它来做为我一系列作品的命名，只不过是想赋予作品一个外在的主题和意义。这些包装箱，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现实中的物象，都呈现出一种不可能的巨大的外力作用后的结果。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以单纯的材料形式来模仿和戏拟多样的材料幻象，有点“视觉上的现成品”的味道。希望在雕塑、现成品之间制造一种暧昧和游离，进而在这种难以界定的状态中获得一种新的经验和现场感。尤其是作品制作中投入的大量的技术和精力，在作品最后的呈现中反而消失，巨大的“有”的投入，反而以“无”的方式呈现，这是同样让我很感兴趣的事。


　　杜：商品包装在你的作品中得到放大，其逼人的力量得以展现，甚至获得了一种强大的审美意味，对此你如何看待？


　　焦：我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役物”和“物役”的关系。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物质主义之上的社会中，已经不是人对物的征服，而是人被物征服。即所谓“役物”向“物役”转变。所有的围绕着我们身边的物，都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炫耀的价值。我只有放大它们，尤其是每件小小的东西都以超出想象的方式站在人们的面前的时候，那种被征服感才能让人若有所思。我想，作品表达的力度除了尺度，应该还有塑造的方式。有很多人曾经问我：“是直接从物体上翻成雕塑的吗？”当我回答不是时，惊讶之余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直接翻，岂不省事？”我想，这不是一个省不省事的问题。一方面，直接翻制的方法在某些材料上可能非常有效，但对于更多的丰富的形体和材料来说，囿于技术的原因，这种方式很难令人满意。另一方面，也是我更重视的，是这个过程（泥塑塑造）的存在对于我和对于观者的意义。我很喜欢这样一个描摹对象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非常的平静和放松，甚至不需要思考，更接近一种体验的状态。我只关注对象的各种复杂的起伏，微妙的变化，通过我的塑造来固定对象的柔软、易碎、转瞬即逝。通过这样一个漫长和冷静的描摹，使我面前的各种凌乱的现成品，在作品中获得了一种秩序，一种明确的位置，以这种方式，使我获得了对这个没有秩序的纷乱的世界一种理解。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以自己身体方式参与到作品的过程；对于观者来讲，作品的呈现如果不能感受到这样一个过程，那就只剩下视觉的快感，视觉快感如果不能进入理性的层面，就有沦为视觉游戏的危险。


　　杜：你把纸杯、塑胶手套等即用即弃的一次性消费品用汉白玉材料来“凝固”， 这种空心与实心、流动与凝固、即时消费与长久留存间的对立，使它们获得了一种悖谬的历史意识和纪念性。为何要这要做呢？


　　焦：汉白玉做为一种雕塑材料，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它总是和高尚、圣洁、贵重、崇高、纯洁、永久这些词联系在一起，由此具有了很强的象征性和纪念感。石头的刻制是克服坚硬并充满难度的持续的过程。而纸杯、塑胶手套的形状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获得固定、凝固，进而获得“凝视”。这可能是我希望从这个纷乱的世事表象中获取一种秩序的方式。其实在我的作品中，除了表面上的物与欲之间的关系，我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包裹”与“包装”的物质外壳所呈现的“里”与“外”的错位，“有”和“无”的矛盾 ，以及之间令人迷惑的各种隐藏的关系和悖论。我认为，雕塑家应该是综合运用“视觉思考”和“物质思考”进行创作，如果作品仅仅具备前一种方式，雕塑就是“视觉的立体形式”，这样的作品很多….“物质思考”呈现的作品可能是触觉的，也可能是材料信息重置而引起的心理的。同时二者之间的错位也是作品表达的重要部分，就象在这些作品中，视觉和触觉哪一个更真实？


　　杜：在你名为“咏物”的系列作品中，商品包装、其表面的文字和图案、以及内在的包裹物形成了一种语义的互涉，为何要用这种创作方法？


　　焦：在这之前，还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这确实是我作品表达中很重要的部分。其实，这种形象和文字的结合形式到处都是，比如：小说配插图，诗配画，招贴画里面的形象配口号，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只是“雕塑配文字”做为一种语言方式还不多见罢了。当然，在我作品中，文字并不是作品的说明书和意义说明，它是作品的一个部分，是对作品表达的扩展和衍生，这些文字和图案既可以和作品有一定的关系，也可以若即若离。这些文字有时候和自己隐隐约约的想法有关，有时候是故意的玩笑，有时候可能是灵光一闪的联想，有时候可能就是随意的选择。我的作品中的包裹是一个虚拟的包装，是一个被改装后的东西，不是一个现实中的真正的现成品。我可以主观的进行重置，文字和图案是重要的手段，包装和包裹物是以视觉的方式进入作品的表达，而图案，尤其是文字，则是以语言叙事的方式参与到作品的表达中。而文字与作品之间似是而非的暧昧关系是令我着迷的原因。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给了我对作品进行再定义的空间。


　　杜：“咏物”系列作品中，有些是对领袖像、政治建筑的包裹，你想藉此来表达的个人文化观念是什么呢？


　　焦：我不否认个人记忆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创作资源之一。我也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兴趣，但是我越有兴趣就越感到根本无法真正接近它，它被时间和记忆“包裹”了起来，成了一个似是而非，难以把握的东西。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个人记忆总是或多或少的与民族和时代的记忆有关，就象现在经常到北京，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我没有站在天安门广场，我就没有真正来到北京！这是无法摆脱的挥之不去的影子，这不是政治，这是个人的心理疾病，而治愈的唯一方式就是作品。关于领袖像，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误解。我最初的想法是找一个严格意义的、符合规范比例形制的胸像，然后将他层层包裹起来。他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而是一个时代关于英雄，关于偶像，关于“超人”的呈现形式，胸像这种样式很好地承载了这样一种要求，而且它可以摆在书桌、茶几，书架上，就这么随时的看着你。所以我作品的名字《胸像练习》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它应该就像一个课堂习作：冷静、客观、不动声色！


　　杜：你的《逐鹿》、《圣诞快乐》中，用迷彩包装纸来包裹枪械，但枪械的前方又加上鹿角，使的和平、屠戮、文雅、野蛮等互渗为凄迷的氛围。对于与此相关的当下时局，你如何看？


　　焦：《逐鹿》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的作品。最早，在不同的场合，看到以各种方式陈列的动物标本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些动物在以一种看似美丽和栩栩如生的方式，提醒着这后面残酷。这样一种隐藏的暴力，典雅却让人不寒而栗。于是有了冲动做了“圣诞快乐”，因为“鹿角”也让我想到圣诞老人满载礼物的马车……迷彩是一种迷惑和掩饰，它把美丽和残暴糅合成一个混合体。因为07年在香港有一个展览，去年正值香港回归十周年，我就考虑把这件作品发展一下，做了《逐鹿》这件作品，高高低低的7个基座构成的有点图腾感的形式，而每件作品的迷彩图案则是中国地图、香港地图以及英国的地图，相互缠绕，犬牙交错。


　　只有政治可以把你所说的 “和平与屠戮，文雅和野蛮”完美地糅合在一起。


杜：你的有些作品是用人民币、时尚杂志、商品包装袋等各种当下的“硬通货”来包裹树木等，这种手法语义明确，但如使用不当，容易沦为简单的符号化图解。对此你如何看？


　　焦：对！有这个问题，这是我需要警惕的。传统的文化资源作为一个参照，始终和我的思考和状态如影相随，我想这也是我的作品中“盆景”形式不断被借用的原因吧。


　　杜：面对商品文化的强大力量，你的态度和应对策略是什么？


　　焦：拥抱它！审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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