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儒、道、释三家共同左右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而影响着中国艺术的发展。“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是中唐以后中国士大夫们日常生活的精神特征，国运昌盛时，他们就从儒达济天下，建功立业，天下混乱时则隐于市井、山林，沉迷于佛、道、艺术，求得精神的解脱。山水画的产生及其几次重要的发展变化期，都是在士人逢乱世隐退山林的时期，因此山水画的审美更多地与道禅哲学相联系，山水画的真精神就在于人不断向自然亲近，与自然相融合而达于无碍的境界。山水画作品是人在虚静中，心与自然相和谐的结果，“远”是其所追求的意境。然而，到了近代，社会大变革改变了一切，山水画这个古老的画种也由传统走到了现代，由“远”而“近”的迫近了人们的生活，由“虚、空、淡、远”变成了“黑、密、厚、重”和绚丽多彩。
儒家美学以仁学为核心，在艺术美领域内，高度重视艺术维护宗法制度统治的社会作用，即“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作用。因此儒家美学提倡美与善相统一，艺术要“尽美尽善”。儒家美学坚持艺术与道德净化相联系，反对艺术片面追求感官刺激;强调艺术的情理(人伦之理)统一，反对艺术情感抒发蜕变为无节制的动物性发泄，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儒家学者把“善、理”都限定在统治阶级的伦理政治范围内，这无疑限制了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尤其是当统治阶级腐败糜烂之时，仍以其落后反动的伦理做标准，就不可能不成为艺术进步的桎梏。
在人格美领域内，孔子提出“文质彬彬”， “文”指礼乐素养，“质”指仁义之道的伦理品质。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志向于道，立足于德，归依于仁，游憩于艺术园圃，即“法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个人的发展只有与社会关系和谐一体，才是“美”的。继孔子后，孟子进一步肯定了个体人格的独立性，高扬个体为实现思想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他提出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养“至大至刚”之“浩然正气”，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舍生取义”。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大儒精神都是儒家人格美的显现。儒家美学因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美的塑造而成为华夏美学的主干。
在自然美领域内，儒家美学主“比德”说，从伦理的角度观照自然物象，将自然物象看作是人的某种品格的表现或象征。如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种“比德”说对中国古代自然美的欣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常常用拟人化的比喻来形容山水自然。这是中国人审美的一大特点。
道家美学主要源自“老庄之学”，它包括两项基本内容，一是把“道”所孕育的自然界和人作为审美的对象;二是审美心境的确立。那么如何确立审美心境呢?庄子提出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心斋” “坐忘”进入“朝彻而后能见独”的境界。所谓的“心斋”“坐忘”意思是抛弃一切危害个体存在的伦理和功利枷锁，消泯物我的界限，以空明灵觉的自我拥抱“道”，使精神进入与“道”同一的境界。二是通过“天钧”“道枢”“以明”的意念直觉途径，抛弃一般认识思维系统所构筑的贵贱、名实、得失、是非等等一切“对待”(分、异、辨)，通向绝对无限的“道”。“天钧”“道枢”“以明”的意思就是，站在“道”的角度来审视现实生活中的差别是非等，一切分、别、异、辨均丧失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均齐为一。通过以上两种途径的超越，本真之“我”就可与“道”相契合。也就是确立一种审美的心境，以体悟与“道”合一的那种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老庄这种对绝对精神自由的执著追求，对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艺术总是把精神自由放置首位，书之草、画之逸、诗之境等高品位的艺术都与老庄哲学密不可分。
老庄哲学对中国艺术审美的影响是最大最深的。首先，老庄强调“道”的“自然”“无为”的本性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使中国的艺术“天然”“真淳”如“出水芙蓉”;在技巧上要求“虽出人工，宛若天成”“既雕既琢、返归于朴”。要达到这一点，创作者必须排除一切利害得失考虑，心境空明，全神投入创作活动，同时必须抛弃一切损害自然之美的多余技巧。最为重要的是创作过程即是体“道”的过程，创作者的自然情性要与物的自然情性相融合而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老庄“味无味”、尚“平淡”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使中国的艺术流露出“平淡”的意味，这种“平淡”是“于平淡中有真味”，是文人士大夫们历尽悲欢离合，尝遍酸甜苦辣滋味后对人生豁然解悟的心迹的自然流露，是中国艺术的别具一格处。
除上述所述，老庄道学还对美与丑，道与技，虚与实，形与神等命题都有精到的阐述，对中国的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禅宗是印度佛学中国化了的宗教哲学。它与儒、道不同而又相通，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多文人士大夫聊以解除心中苦恼的慰藉。因此，禅宗哲学是继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之后，又一深刻影响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哲学派别。
禅宗在世界观上坚持真如佛性是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本源，宇宙万物均由真如佛性所派生，因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沉沦苦海”中的众生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是返现自性，自悟本心。一旦自心“顿悟”佛性，即进入涅槃境界，精神也随之得到解脱。因此，禅宗在世界观上否定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肯定个体心灵感受的唯一实在性;在解脱论上，否定外在的一切权威和偶像，肯定“自具本心，自成佛道”的“自力”精神;在宗教实践观上，否定理性思维的地位，肯定内向的“顿悟”具有刹那间体悟真如佛性的妙用等等。禅宗对中国审美艺术的影响就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
禅宗坚决主张“心”是世界的本源，受其影响，中唐以后，在中国传统美学领域，出现了不同于“载道论”和“畅神论”的“写心论”“写意论”“心即境论”等观点。在艺术创造领域，则出现了与以往描写主客体和谐统一的艺术不同的、以表现个体心灵感受为基本内容的艺术。如王维的诗，倪云林的画，这类作品大多没有儒家兼善天下的博大胸怀，也缺少道家礼赞自然生命的磅礴气势，但在表现个体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和对宇宙本体的沉思上，却具有以往艺术所不及的思想深度。另外，受禅宗“一切法皆从心生” 思想的影响，美学领域特别重视主体审美心理的能动性。例如，中国画论领域里，宋郭若虚指出，气韵“必在生知”“出于灵府”“本自心源”，认为一幅画有无气韵完全取决于画家先天具有的“知”“灵府”和“心源”的作用。再如范宽提出与其师人不如师物，与其师物不如师心的观点等等。受禅宗“心”的感知的世间万物皆虚幻不实论的影响，中国古典艺术鄙视刻意模拟客观对象的艺术，追求情景交融、心物合一、虚实统一的艺术，认为凡艺术均应虚实统一。
王兴堂：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