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于3月8日-19日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永远的“敦煌少女”常沙娜的画展再一次让世人惊艳敦煌的雄奇瑰丽。
敦煌是人类文化的奇迹！它不仅是凝固了4世纪-14世纪1000年的中世纪文明和艺术，也在积贫积弱中开启了中华文明抖落千年尘封再现辉煌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中国梦的新时代。我们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几代“敦煌人”艰苦卓绝的贡献，常沙娜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如果说1000个人有1000个哈默雷特是文学形象的多义性，那么，敦煌则是从任何角度叩问几乎都能有历史回声的“百科全书”，显示出敦煌的博大和丰厚。
永远的“敦煌少女”
常沙娜1931年出生在法国里昂的塞纳河畔，据说是父亲常书鸿的留法同学吕斯百建议以河命名，La Saone （沙娜河）。1942年仅12岁的常沙娜就随着父母来到了沙漠中的敦煌，开始了她一生与敦煌的不解之缘。18岁赴美国留学，1951年提前回国后本想继续学习，结果在回国后和父亲合办的父女敦煌画展上被著名学者、艺术家、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梁思成、林徽因看中，直接就做了林徽因的助手，常沙娜说，父亲给她很多养分，但改变她一生事业命运的却是林徽因先生。“林先生认为，只有将中国历代元素应用于当代生活，将中国古典的工艺美术以更新颖的方式让国人重新认识、才能彻底翻新中国工艺品造型、功能和装饰设计的美感。”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常沙娜开始把敦煌的元素用于创作和创造，从传统的景泰蓝改造到首都十大建筑装饰设计都参与了，并开始了常沙娜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图案。
图案链接的大世界。常沙娜展示了她运用敦煌美术元素和美术图案所进行的各种美术创作。一般人都会惊艳于她的图案美术，然而图案却是联系着民族的审美观念和国家形象设计大世界。
常沙娜对中国艺术有着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但关于以敦煌为主题的图案研究和创作无疑是她主要的成就。父亲常书鸿在为她的专著《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作序时指出：“敦煌艺术遗产，是第4世纪到第14世纪中我国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通过建筑、雕塑、绘画三种造型艺术的形式，它互相关连、互相辉映。而图案艺术，则是介于三者之间的一种装饰艺术，具有谐和而强烈的艺术风格。”“敦煌图案在主题内容方面，包含了丰富的民族色彩、乡土气息。在结构形式方面具备充沛的变化和活力，它们不但体现了伟大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特点，也有力地反映了民族艺术的创造性。”对此，常沙娜有着深刻认识：“象征着中国古代中西文化与经济交流及友好往来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文明和智慧编织出的一条璀璨绚丽的丝带，而敦煌石窟艺术就是镶嵌在这条丝带上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常沙娜在书中“对敦煌石窟中有关建筑、壁画、彩塑等各类的装饰图案进行了共计十个类别分类整理，每一个类别又按照敦煌石窟十个时期排序，包括：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贯穿了一千多年所体现出来的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特征的形成和演变，较全面集中地再现了敦煌石窟艺术中装饰图案的面貌。”并强调其目的就是“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新时代的文化艺术和美好生活的需要”。1957年筹办全国服装展览时，常沙娜还与邱堤、肖淑芳等前辈艺术家参加设计了富有民族形式的现代时装。
敦煌是人类中世纪文明的百科全书
敦煌地处中国西域，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把世界文明划分为四大体系：中国、印度、闪族-伊斯兰、希腊-罗马，季羡林认为西域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流荟萃之地。
20世纪初敦煌及其藏经洞文物一经向世人公布，很快就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25年8月，日本学者率先使用过"敦煌学"一词。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明确提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敦煌学最初仅是针对藏经洞发现的文献“敦煌遗书”，后来还包括：敦煌石窟考古、艺术、石窟文物以及敦煌学理论。
著名作家冯骥才应邀为中央电视台写出了电视脚本《人类的敦煌》，他的文章是按五条线索展开的：中古史、西北少数民族史、丝绸之路史、佛教东渐史、敦煌石窟艺术史。在经过整年的写作后，冯骥才感慨道：“我陡然感到身上有一种文化上的强大。”“它（敦煌）不仅是一切人文、无所不包，更由于它面对欧亚大陆所有人类文明所表现出的宽容、亲和、慷慨，以及主动--主动地吸取和主动地融合。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最积极、最有益于未来的主题也在其中。”
敦煌学的高深令普通人望而生畏，然而敦煌艺术、美术却使得人们趋之若鹜，国内外一次次展览爆棚，甚至不得不采取临时限流措施的情景早已说明了这一点。敦煌的艺术资源是得天独厚而又独一无二的，中年学者、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声良大学毕业就和许多前辈一样辞别繁华，投身到敦煌研究中来。30多年来，立志撰写完整的敦煌石窟艺术史，已经完成了《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敦煌研究院老院长樊锦诗对赵声良新作《敦煌石窟艺术简史》赞之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敦煌艺术史研究的新思考和新方法。”赵声良的心愿是：通过敦煌美术史的研究，从内容上可以极大地补充中国美术史，从研究方法上可以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敦煌是中世纪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因此就会有许多很搞笑的日常生活场景。网上甚至还编了一本《敦煌无厘头》，专门收集了一些很搞笑的画面，如有拉大便的场景，还有撅着屁股等着挨揍的画面。赵声良解释说：后面是老师在课堂上体罚学生，反映了当时寺学兴盛；前者则是说释迦牟尼诞生居然可以使臭的变香，以此颂扬佛法无边的神迹。古代敦煌，佛教深受民众欢迎，富裕程度不同，请来的画师也不一样，敦煌就会出现良莠不齐的作品，甚至是练笔的。用旧了的佛经，往往再用作画画、练字的纸张，在敦煌藏经洞封闭的过程中，一些练习作品也就混入其中。赵声良强调，从艺术上看，水平确实不高，但本身却是文物，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是研究古代教育、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
深深的时代烙印
当你走进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时，一幅长达17米的巨制《开国大典》赫然位居中央，不仅是每一个熟悉的领袖人物，画面极富民族特色古雅庄重的笔法、设色，充分表现出作品的历史纵深感，作品能让人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开国盛典时刻，感受激越的历史现场。作者唐勇力正是运用了敦煌壁画的方法和笔法创作了这一鸿篇巨制。
事实上，关于敦煌已经对当代中国美术的走向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新中国人物画革新的一代宗师方增先先生曾对笔者说，20世纪50年代初，方增先曾和师友去敦煌写生，回来后在中国美院办了展览，当时有一位油画系的同学看到说，你们国画也画成我们油画系一样，这有什么意思。这次《敦煌壁画临本展览会》1955年6月还在上海展出过。这位同学的一句话，使得方增先深入地思考了中国画特色的问题，这对于他浙江中国人物画创新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李霖灿说他曾和张大千谈起敦煌,张大千说：别的成就我不敢说，但对历代菩萨手印的画法真是了若指掌。
敦煌在现代被世界瞩目本身就是一曲悲壮的时代插曲。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是在20世纪初，中华大地正经历着晚清积贫积弱的危机。在晚清朝廷和官员昏聩、麻木中，大量精美的敦煌文物被盗卖到世界各地，民族的文化主权和国家主权一样任人宰割，但同时客观上也成为国际敦煌学兴盛的起点；20世纪40年代，一代美术宗师张大千自费在敦煌创作、临摹，他对于古代艺术的痴迷和热情令人感佩，张大千的潜心研究、临摹和日后在世界各国的巡展，敦煌的艺术魅力惊艳了世界。当然，张大千在临摹壁画时的一些方法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