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浙江美术馆主办的“健笔蟠龙——王铎作品展”在该馆展出。展览以“健笔蟠龙”为名，萃自吴昌硕跋文之“眼前突兀山险巇，文安健笔蟠蛟螭”句。此跋附于王铎所作草书卷后，已然点明王铎草书之“险”“健”势态。展览共展出王铎书画作品50多件，其中书法为多数，而书法作品中，以草书居多。虽于今世，王铎凭其书法著名，但他也作画，清人张庚称王铎山水“沉沉丰蔚，意趣自别”，又褒其花草“超脱名贵”。此次展览，山水、花卉亦在列。展览共分3个板块，一是王铎的临帖，有轴、卷、扇面形制；二是王铎的创作，内容上涵盖了自作诗、他人诗、手札；三是其绘画，山水、花卉等题材。
明清之际的“神笔”王铎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又字觉之，号嵩樵、石樵、十樵、痴樵、雪山。明万历二十年生于河南孟津双槐里。王铎14岁开始读书，16岁入庠，30岁中举，天启二年31岁时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同期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的还有倪元璐、黄道周，当时人称“三株树”和“三狂人”。“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同为储相”，获得了仕途中很高的起点。崇祯十一年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教习馆员等职，秋讲日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剥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遭到崇祯帝切责。弘光朝廷建立，入阁为次辅，次年五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王铎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文武数百员出城受降。清顺治三年，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顺治六年，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同年晋少保。顺治九年病逝故里，谥文安。王铎入清以后，大节已亏，颓然自放，“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王铎于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以书法见长，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及诸多诗文书画传世。
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他有“神笔王铎”之誉，以其独特的书风和书学成就确立了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王铎擅长真行草隶各体，楷书师法钟繇, 又学颜真卿及柳公权，笔力洞达, 既端正庄重, 又显灵气俊逸。行草书最为世人所重，宗法“二王”, 后得力于米芾, 其手卷苍劲跳跃, 布势连绵, 变化神出。六尺到丈二巨幅立轴, 写来得心应手,一气呵成, 雄健悠肆, 骨力畅达。王铎长于布局取势, 章法奇特, 为明末清初在草书上最具成就的书家之一。他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书家一道, 提倡取法高古，开展复兴书坛的活动，一扫明末书坛因循守旧之气，开创了明末清初大写意书风格局。
独宗羲献 戛戛独造
从明天启到明崇祯初年，王铎任职翰林院，从而有机会看到皇家内府的庋藏，大量的晋唐真本书画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视野和鉴赏水平。除能见到各类刻帖碑拓外，众多的唐宋元明经典作品上还留有他的题跋。从这些题跋中，可以欣赏到他极为精到细致的书法佳作，又可作为研究王铎书画师承关系的资料。这种博览和鉴赏的机会是其他艺术家不可企求的，也是攀登艺术制高点的必不可缺的条件之一。
王铎高扬“独宗羲献”的旗帜始终不渝，对《阁帖》的研究最为深入。王铎早年临习《圣教序》，无论形神笔墨，均足与古人比肩，自云：“《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师古临帖是王铎书法艺术的重要特色，他一生都在勤奋地临帖学习，“铎每日写一万字，自订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五十年终日矻矻而不缀止。月来病，力疾勉书。”他甚至提倡“沉心驱智，割情断欲，直思跂彼室奥。恨古人不见我，故饮食梦寐以之。”（跋《琼蕊庐帖》）。他临帖拟古，并非一味“规规摹拟”，从他大量的存世作品看，他把临古和创作有机结合在一起，既有经典的元素，又有自己的风格，他汲取魏晋书家中和典雅的韵致以节制个人创作狂放纵逸的“度”，勿使自己偏离书法本体，避免陷入“野道”之中，同时，运用自己的理解和情态去临写古人，使之成为一种创作形式。他临王羲之最多，却用了几十种笔法、体制来临，以遗貌取神的意临来逆反古人，摆脱古人。此外，王铎广泛涉猎魏晋唐宋诸名家，但又“强项不肯屈服”于虞世南、柳公权、米芾等先贤，这是王铎胆大与气魄的表现，也是他此后研习各家流变、独树个性规模的基准点，反映了王铎的书法史观和对自我的高度清晰的认识。
王铎的大写意书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在用笔上求“变”，错落有致，正欹相生，通过粗细、润澡对比强烈，给人造成惊奇的视觉效果；二是在用墨上求“涨”，创新性使用涨墨，使笔画自然渗化，造成一种模糊、浑沌、残缺的美；三是在结体上求“险”，结体紧密，姿态欹侧，追求奇险又能纵敛适宜，刚柔相济，通过正欹、聚散、伸缩等夸张组合，大开大合而富于动感；四是在章法上求“奇”，布局大小参差、刚柔相济，丰富多样；五是在幅式上求“大”，其书法多是大轴长卷，其气势上雄浑博大。
从明朝旧臣到清廷新贵
王铎生活在明清之交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江山易帜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他充满矛盾而苦难深重的内心世界，同时又激发了强烈的艺术创造性。他由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又受到诸多猜忌和防范，故国楼台、旧朝往事，功名理想烟消云散。精神上的压抑和折磨转而为书法艺术上的寄托和放怀，书法成为其自我价值实现的最终门径。这种倾注和释放，使王铎的书法艺术开创出魏晋以来全新的视觉面貌。在“二王”中和艺术审美外建立起磅礴雄强的视觉冲击力。清王宏撰《石氏斋题跋》评：“文安学问才艺，皆不减赵承旨，特所少者，蕴藉耳。”清吴修《昭代尺牍小传》：“铎书宗魏晋，名重当代，与董文敏并称。”近代书画大家吴昌硕对其推崇备至，赞誉：“文安健笔蟠蛟螭，有明书法推第一。”启功先生说：“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代表了后人对王铎书法艺术上的高度肯定。
明末清初，鼎革之变，旧时王铎“君择臣，臣亦择君”的选择，是饱受儒家伦理观念浸润的传统知识分子对政治伦理的深层反思，却也难逃内心深处的负疚，以及“贰臣”简率二字的道德指责。王铎把他满腔的入世情怀与现实关怀附于笔尖，随形落纸，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健笔蟠龙”。辗转流年，时光沉淀，今世他倒是如自己所云“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之言，历史公允地肯定了他的书法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