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先了解王珣所处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了解其写作的时间及写作的目的，明确方向，才能正确的认识其真伪。也就是说只有深入的了解作者是在什么环境之下，才写出这封信的，是这个时代的时代风格。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形成，是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生活习惯和物质条件等因素是紧密相连的，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从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分析《伯远帖》的写作时间。在《伯远帖》上半篇中讲到：“伯远胜业情，群从之宾，自以赢惠，志在优逰”。可以了解到，这是一封祝贺信。帖文中讲到伯远外出胜任某一职务，业已多日。不知道伯远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有心中不安之意。随后讲到了自伯远这次赢得了孝武帝的恩惠，是孝武帝搭建了让伯远施展才华的平台，伯远即可利用这个平台，充分的展示自己的才华，使其理想，志向得到充分的发挥，祝伯远“志在优逰”。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推知《伯远帖》的写作时间，是在公元373年。这一时期正是东晋政权更迭交换的时期，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即位。从而新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得到了重新的组阁，一大批有理想、有知识、有才学的年青人陆陆续续的被孝武帝接纳与重用。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古今永恒不变的真理。首先孝武帝将伯远等人派往外地任职，以稳定和巩固政局。因孝武帝给于伯远出发前的准备时间不足，走的比较仓促未能及时与王珣话别。从而引出：“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心别如昨”。王珣看着自己多年的好友，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之下，突然的离开了自己，心情自然不爽。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心别如昨是王珣，刚刚获得伯远外出任职的消息，便立即写信，表示祝贺。另外向伯远倾诉自己的感受，意不克申，心别如昨。所以《伯远帖》的写作时间，是在伯远被孝武帝重用之后，与王珣被孝武帝重用之前的这段时间之内，推测应在公元373年。《伯远帖》正是东晋历史统治阶级政权交接、更迭的大变革、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时代风格。
伯远等人被派往外地任职之后时间不长，随后孝武帝又召任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人，并以才学文章被孝武帝所重用。公元373年，年仅二十四岁的王珣被召任为给事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为侍从皇帝左右之官，传达诏命。备皇帝顾问。因执掌诏令、备皇帝顾问，其地位很高。因而可以看出王珣他是位社会知名人士，并非专业书法家。故宫《伯远帖》中把王珣描述为身体不好，身患疾病，这完全是因帖文中错别字的原故。王珣的身体很健康，根本没有任何疾病。否则孝武帝也不会重用一位病夫，来担任给事黄门侍郎。说王珣身患疾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有人提出帖文中的：始获此出，意不克申。是王珣被派往外地任豫章太守，而王珣不肯前往上任。其实事情并非如此。事情的原委是，谢万的女儿嫁于王珣，谢安的女儿嫁于王珉。虽然王谢结成姻亲，却相互猜嫌。谢安主持朝政时，大权独揽，暗中排斥王氏家族。王谢两家互不相容。王珣、王珉兄弟先后娶谢家女儿为妻。同为谢氏女婿，谢安先让侄女同王珣离婚，随后又让女儿同王珉离婚，从此两家族由此成仇。而谢安主持朝政，假公济私，官报私仇。他不想天天看到在孝武帝身边左右任给事黄门侍郎的王珣。他看到王珣在孝武帝身边左右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就想以公派的方式，将王珣派往外地做豫章太守，省得天天同朝见到这位与自己侄女离婚的前侄女女婿，而此时王珣的官位、地位已经很高了，故王珣识破了谢安的阴谋诡计。此时的王珣已经是孝武帝身边的红人，谢安想要将王珣派往外地，也必须得到孝武帝的批准，所以王珣才不服谢安的调派。由此看出王珣被谢安派往外地做豫章太守，是王谢两家明争暗斗的一个缩影。始获此出，意不克申。与王珣被谢安派往外地做豫章太守一职根本毫无关系。因为王珣给伯远写这封信时在先，而王珣被派往外地任豫章太守一职之事在后，说的更为具体一点就是王珣写这封信是在他任给事黄门侍郎之前，而被派往外地任豫章太守，是在他任给事黄门侍郎之后。
二、从物质条件，即东晋时期用笔形制分析。晋朝那个时代书画作品的用笔主要是以有心、有柱的鸡距笔为主。鸡距笔的特点是笔毛缠纸有柱，束缚的部分长，而纳入笔管外的笔毛部分出锋太短，故过于劲硬。所以写字时不易转折，吸墨少，行墨时易干枯。用笔劲挺而硬拙，收笔处，笔触多露出贼毛、开叉现象。原因是顿笔时有相对独立的副毫与笔心分开，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现象。
从《伯远帖》原作母本墨迹中分析便可得知：
1、收笔处笔触多露出贼毛如“胜”字，“在”字，“别”字，“古”字等。
2、行墨时易干枯，常出现开叉现象如：“远”字，“隔”字，“始”字，“申”字，“晋”字，“人”字，“王”字，“珣”字，“书”字等。
3、由于笔毛出锋太短，过于劲硬，写字时不易转折，往往有提起在下的动作如：“自”字，“相”字，“峤”字，“晴”字，“胆”字等。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有心笔采用了缠纸绢的制作方法。笔头短而尖锐，蓄墨量较少，使用范围有局限性。笔心缠纸导致提按，顿挫不太灵便。使用这种笔所写出来的字，具有东晋时期普遍书家的笔墨特征。符合当时的时代风格。总之在古代书画作品中，使用毛笔的形制应与时代同步，无疑是鉴定一件作品是否真正出于原作者之手的主要依据。使用短锋有心笔与使用长锋无心笔所写出来的字，决对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时代风格，前人是不会使用后人的书写工具来书写作品的。毛笔作为书写工具，毛笔形制的变化，对于书法的发展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毛笔形制的变化，对于研究古代书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古代书画作品鉴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结合王福权先生在《青少年书法》2011年14期杂志中，发表的《伯远帖》释文新论中所提出的的几个焦点问题，做逐一解释如下：
1、一个是伯远指的是否是王穆。关于伯远是否是王穆的问题，可以说这不是此帖认定真假的焦点问题。米、启二位两次鉴定均未涉及这个问题，但他们也都为此帖做了鉴定。不管伯远是否是王穆，但有一点应当明确，伯远是东晋人，他与王珣关系密切。
2、一个是此帖内容是不是说伯远已经去世。这个问题很简单，伯远没有去世，否则此信没有收信人了，活人是不会给一位故亡之人写信的，另外差役也无法送达。造成这种现象完全是作伪者书写时欠考虑的笔误，是后人续作前人书，不察而妄书，只得书者其名，不得书中之意而致。
3、一个是“优逰”到底是做官还是优游山水。在这里“优逰”它是一种比喻，与前面的“志”，相配合，用来比喻伯远的宏图大志，从此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优逰”就是孝武帝给了伯远外出做官这么一个平台，伯远即可利用这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特长，充分的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
4、一个是此事是否与王珣被派往外地做官的背景有关。此事与王珣被派往外地做官毫无关系，王珣写这封信时，孝武帝刚刚即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孝武帝重新组阁需要人才，于是伯远便成了孝武帝的首选人员之一。随后孝武帝又以才学文章出色重用王珣,召任给事黄门侍郎为皇帝身边左右之后，这时主持朝政的谢安，因避免天天见到这位与自己侄女离婚的前侄女女婿，才有意将王珣派往外地做豫章太守。王珣不去外地做豫章太守原因有二，（1）此时的王珣已是孝武帝身边的红人，任给事黄门侍郎的地位比豫章太守的地位要高，故王珣不肯出任豫章太守一职。（2）是王珣不肯出朝廷就是要跟谢安赌气，气一气谢安非要指使其侄女与自己离婚。《伯远帖》中的：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原指王珣刚刚获得伯远被派往外地做官的消息之后，王珣立即给伯远写这封信的时间，与之后王珣被召任给事黄门侍郎，谢安因王谢两家相互猜嫌、互不相容。大权独揽，暗中排斥王氏家族，有意将王珣挤出朝廷，派往外地做官一事，二者毫无关联。王珣写这封信是在他被召任给事黄门侍郎之前。而被派往外地做豫章太守，是在他被召任给事黄门侍郎之后的事。
5、一个是收信人到底是伯远还是另有其人。提出这个问题，也是点到了此帖真假的要害问题上，我们知道一封信件，首先是对收信人说话。收信人是这封信件的主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封信件中除了伯远，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人了。收信人是不可能放在尾部发信人的位置上，尾部是发信人的位置，意思是对收信人说，信写到此为止，以上是我所写。
6、再有就是关于写信时间的争议。关于写信时间的争议问题，从历史中得知，孝武帝公元373年即位。即位后孝武帝出于封建帝王统治之目的，先后重用了一大批有理想，有知识、有文学的有志青年，让他们逐步的走上了朝廷重要的岗位，以稳定和巩固自己的帝王统治。伯远则是首批被孝武帝看中并重用的人员之一。将伯远以朝廷要员的身份派往外地任职就是在这一年，正如《伯远帖》中所讲：“伯远胜业情，群从之宾。自以赢惠,志在优逰”伯远从一介书生，一跃成为朝廷要员被派外地任职，是孝武帝给予伯远的一种信任和恩惠。从此伯远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充分的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正如《伯远帖》中所讲：“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心别如昨”。由于孝武帝给伯远出发前的准备不足，伯远与王珣未能在伯远出发前见到最后一面。事隔数日后，王珣从别人口中得知伯远数日前就已经上路出发了。当王珣刚刚得知伯远外出任职已经出发的消息后，便立即给伯远写信表示祝贺。所以这是一封祝贺信。从《伯远帖》信文内容得知，伯远是孝武帝即位后，首批被重用的人员之一，而孝武帝的即位时间是在公元373年。因而推断《伯远帖》的写作时间，应在孝武帝即位后的当年公元373年。这便是《伯远帖》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历史背景。
三、从王珣作品写作的生活习惯分析王珣的个人风格。关于王珣的个人风格，《宣和书谱》已经讲得十分的明确了。王珣是以才学文章而被孝武帝所重用的。王珣才学文章出色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是他的个人风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被孝武帝所重用，《宣和书谱》例举出了三条：
（一）才学文章出色，能盖过王家所有的模范文本。
（二）珣词与众不同，能成为传世的榜样，为后世人学习。
（三）书艺略显不足，但是并不妨碍和影响他的作品，能成为晋室人所羡慕和追求的。
《宣和书谱》总结了以上三条提出，“则知珣之所以见，知者不在书”的观点，是基于王珣个人风格所做出的结论。又如东晋同朝桓玄评价王珣：“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虽逼嫌谤，才用不尽，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言之王珣的才能和本事是用不完的，然而君子孝武帝在朝时，所得到了王珣很多大有益处的合理化建议，自然是很多的。这充分的说明了王珣在当时的社会中，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以从政为主，书法为辅的社会名人，是一位不以书艺而显名的社会活动家，这就是王珣的个人风格。
将故宫《伯远帖》认定为真迹。完全是只看碗不看饭的作法。碗再好看，它只能看而不能吃，这是生活常识。书画作品本身是饭，而题跋、著录、印章等则是碗。当人们看完故宫《伯远帖》后，总是没有满足感，总觉得还是空落落的，像少了点什么似的。虽然将此帖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又一遍，但并不能清楚的说清楚此帖的时代风格与书家的个人风格。说不清此帖的来龙去脉，和写作内容及写作目的与写作时间。当有人问及这些问题时，回答总是一问三不知。比如：
1、对于帖文内容说不清。
2、对于此帖的来历说不清。
3、对于收信人是谁说不清。
4、对于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说不清。
5、对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说不清。
6、对于写这封信的时间说不清。
7、对于这是一封什么性质的信说不清。
8、对于王珣是在什么环境情况之下，才写这封信的说不清。
9、对于王珣被派往外地任职，他为什么不去，说不清。
10、对于王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派往外地任职的说不清。
启功将这些说不清，统统归纳为“当时的语言环境我们无法了解，所以只能看帖文表面大意了”。所以不管你看过多少遍故宫《伯远帖》，当有人问及你有关《伯远帖》的核心问题时，你还会一问三不知。不过这不能怪罪于你，因为启功就是这个样子的。当有人问及这些问题时，他都以“当时的语言环境我们无法了解，所以只能看帖文表面大意了。”拒绝回答这些敏感的话题。怪罪只能怪罪于启功。是启功假作时真亦假。让后世人来解这个无解之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