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以蕞尔小邦崛起西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周王朝，实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巩固政权并保持长时间的稳定发展，创造性地发展出宗周礼乐文明，奠定了历史上中国疆域的核心区域，加强了族群的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西周分封的研究一直是传统学术的重要课题。但传世文献关于西周封国的记载匮乏且多有舛误，自1932年郭宝钧先生主持发掘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开启西周封国的考古学研究以来，有关西周封国的发现与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考古发现解决了西周封国的诸多疑难问题，尤其是始封地与始封君。如西周召公所封燕国，有不少历史学者曾认为燕国初封于河南。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城墙和城壕、宫殿建筑、贵族墓地、铸铜等遗迹，还出土带有匽侯铭文的铜器，确认西周初年召公受封之地就在周之北境，始封之君为召公之子名克。再如自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随州发现曾侯乙墓以来，关于这个新发现的曾国与文献记载中随国的关系，就引起了旷日持久的讨论。随着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和义地岗墓群中曾、随铜器铭文共存的发现，曾随一国终于成为定论，确认了西周曾国始封之君为南公之子名犺。山西翼城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为推定晋国始封地提供了重要资料。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的发现及西周时期楚季编钟的出土，为解决西周楚国的早期历史提供了线索。其他重要的西周封国如齐、鲁、宋、鄂等始封地等问题，已经有不少的线索可寻，有望随着考古发现而逐步解决。
新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以往不曾了解的历史细节。在2021年琉璃河遗址出土作册奂卣，其铭文曰“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记载了太保召公亲至燕国筑城建宫的史实，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西周封国建设的理解。无独有偶，湖北随州叶家山出土“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文峰塔墓地出土曾侯舆钟铭记载“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南公似乎也有亲赴封国，协助建国的举动。从文献记载来看如齐太公、鲁周公等在封邦建国之时或许都存在类似举措。
周人克商后分封亲戚贵族，其数目虽不能确知，但不在少数。《左传》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荀子》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余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吕氏春秋》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此后学者续有考订，得二百有余。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又有此前未见记载的国族称谓出土，如鄂侯、軧侯、获侯、倗伯、霸伯等，不仅可以订正前人工作的失误，在新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对于西周时期国族的分布可有新的认识。
西周封国的考古发现为探讨西周国家的疆域，认识周人分封的性质等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信的资料。根据新的考古发现，西周疆域以洛邑为天下之中，北抵燕山南麓，东近海滨，南达江汉，西至陇东。周人在北土分封召公，东土分封齐太公和鲁周公，南土分封南公，这几位都是周初历史上的重臣，可见周人对封邦建国这一政策的重视。此前学者多认为周人的分封主要在东部新开拓区域。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的发现是西周封国考古的新突破，在遗址中发现有城墙、城壕、宫殿建筑基址、贵族墓葬、铸铜作坊等，出土陶器、铜器、玉石器、象牙器、甲骨等，这是一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其中的甲骨刻辞有“获侯”称谓，根据发掘者的研究，这位获侯很可能就是姚河塬封国国君，对过去一般认为周人未曾在西土封侯的认识提出了质疑。西土本是周人故土，陇东地区又曾是周人的崛起之地，新的考古发现对周人在西北地区的经略提供了新的认识，传世文献记载在陇山两侧还有一些国族，未来的考古工作可以期待。
西周王室与地方封国的关系颇为复杂。首先，从考古发现及出土铜器铭文来看，西周王室与封国之间互动频繁，关系密切。所有封国国君都需受王命立国，赐予土地、民人，周王不仅可以迁移封地，如“命唐伯侯于晋”之类，而且还可以派王室大臣指挥封国国君参与王朝战事，如晋侯苏鼎、史密簋等所记。近年在山东高青陈庄出土的引簋，记载周王册命引管理齐国军队，更明确显示了周王对封国的控制，有学者认为西周封国具有后世地方政区的性质，不无道理。其次，西周封国君主的称谓与周代的爵称相关，久为学界所关注。考古发现的铜器铭文中，生称为公的多数都是王朝大臣，如“周公”“召公”“南公”“毕公”等，偶见有国称+公的现象，如“齐公”“滕公”等，实际上都是后代作器祭祀之器。封国国君称“侯”是大家所熟知的，得到出土金文的证实，如“侯于晋”“侯于匽”“曾侯”等，侯多具有较为强烈的军事职能，担任为王室守卫疆土职责。“伯”称的含义通常为排行和国君，具体所指颇不易形成共识，如“唐伯侯于晋”中的“唐伯”到底是排行还是爵称？在同姓和异姓封国中，都可见到以伯为称的现象，如柞伯、霸伯等。子称现象虽较为少见，如新见的荆子鼎，有学者认为可能就是楚子，而在周原甲骨文中曾经见过“楚子”，可见西周早期周人称楚人为“子”。湖北江陵万城出土北子、黄陂鲁台山出土长子狗、鹿邑太清宫出土的长子口等器物，有学者以为即北国、长国遗存，如此则其国君称“子”，其遗存分别位于南土和东土。西周铜器中偶见“男”称，惜材料较少，情况不明。以上公、侯、伯、子、男称谓，虽均已见于西周，但是否已形成等级序列差异，学者们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根据考古发现，西周封国的居民构成基本上可以区分为姬姓周人、殷遗民和土著族群，在丧葬习俗及器用制度方面表现突出。姬姓封国族群构成相对复杂，如燕国、鲁国、晋国、卫国等，普遍存在较多的殷遗民，只是从考古发现来看，各封国殷遗民的数量有程度多少的不同。异姓封国的族群构成则相对简单，如大河口霸伯墓地、绛县横水墓地所显示，应是以土著居民为主，宁夏彭阳姚河塬墓地的主体则显示出十分浓厚的殷商文化色彩，毫无疑问是以殷遗民为主体建立的地方封国，但也存在周文化、寺洼文化、北方文化因素。迁殷遗民是西周分封时的重要举措，在传世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现在不仅在考古发现中予以证实，而且还有更多的新发现，可以进一步研究西周时期的民族迁徙、族群融合和封国内居民构成等问题。
西周礼乐文化的传播得益于西周封国的建立和发展。分封至各地的周人贵族不仅担负着藩屏周室的任务，而且将西周礼乐文化传至新开拓的疆域。从考古学上看，周式陶器尤其是联裆鬲的迅速传播，以及周人器用制度、丧葬习俗等在殷商故地的出现即是证明。根据文献记载，周人建国后对异姓族群采取怀柔政策，也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体现。众所周知，商人贵族墓葬中普遍设置腰坑殉狗，人殉和人牲也是较为流行。进入西周以后，姬姓贵族则基本不见行用，殷遗民贵族则多保持上述习俗，但其使用从早到晚呈逐渐减少的趋势，西周中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节点。“姬周王朝对其他族类的习俗和信仰予以尊重和保留，甚至对其统治政策予以适当采纳，不向他们强力推行自己的习俗和信仰”（刘绪《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考古学所见的以上诸多现象，可有助于探讨殷周制度文化的损益，亦有助于理解周承殷制的问题。另一方面，西周时期异姓族群对周文化的认同和吸收也非常重要。除了殷遗民群体之外，近年来在西周疆域的外围也有新的考古发现，长江下游金衢盆地新发现大型土墩墓，年代可到西周早期，再如东土的东夷，东南的淮夷与百越，西北的戎狄等等，在保持族群文化特色的同时亦不断吸收周文化的因素，从考古学角度将其与邻近地区西周封国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对西周礼乐文化的传播及融合有较深入的了解。
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可以预见新的资料一定会重塑我们对西周国家和社会的认识。
（作者：张明东，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