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5日，正值小寒。在这个寒冷的时节，我的心也冷到了极点——原本身体尚好的父亲，竟永远离开了我。作为当今中国画人物画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父亲的艺术成就早已享誉画坛。正所谓“境由心造，画为心声”，对艺术家真实内心的了解，或许有益于后辈比照与思考。因此，今天我想提笔写一写藏在作品和艺术成就背后的父亲——真实生活中的杜滋龄。
父亲1941年出生于天津的书香门第，家境优渥，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我的爷爷在天津是知名的商人，写得一手好书法。在家庭熏陶下，父亲的哥哥姐姐们也多爱好音乐和美术。父亲也不例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立志做一位大画家，为此，他一生勤奋过人。
在我记忆里，他画室的灯永远是亮着的。在国家落实政策之前，家里四口人挤在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父亲的画笔也从不停歇。白天他拿床板当作画案，晚上等我们都睡去后，他还要伏在家中的小桌上画连环画养家。后来父亲考上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研究生，在绘画上得到了全方位的升华。毕业后，父亲回到原单位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继续他那苦行僧般的艺术生涯。他先后担任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等单位的领导职务，不管工作多么繁忙，他在回到家后，都一如既往地回到他的绘画天地中，习字、画画、读书。每天入睡前，他都会将速写本放在床头，随时记录心底浮现的画面。长年的积淀与研磨，令他的速写不再囿于简单记录，而是上升为独立的作品，有完整的绘画感与鲜活的艺术意蕴。
我一直觉得父亲很累，很辛苦。在我几岁的时候，我就经常懵懂地念叨“我爸爸够不容易的了”。父亲一笑说：“怎么不累，但是绘画是我的理想，我离不开，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一拿起笔就感觉很幸福，能忘掉很多事情。”父亲对绘画事业无限热爱，他每天可以不吃早点，把省下的钱去买画材、画册，可以在凌晨4点多起床，去天津子牙河畔画油画风景写生，可以在完成了一天出版和教学工作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继续伏案作画，长此不息。如是经由大半个世纪的热爱、勤奋与坚持，父亲赢得了中国画大家的美誉。
在与父亲的日常闲聊中，我不时会抱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和精力画画，父亲总是告诉我，要善于抓紧时间，遇到好的作品，要简略地画个小稿记下来，对绘画的思考不能停。父亲反复和我说：“一名画家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不要忘记你为什么拿起画笔，一定要做好人，画好画。”
说到做人，父亲一直教育我要低调谦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心态极其稳定，如果说他对绘画的热爱做到了贫富不移，那他的为人处世也早已做到了宠辱不惊。在他年轻时，由于时代原因，过早地步入了人生最低谷，但他从不悲观厌世、怨天尤人，只是说：“只要能让我画画就行，其他都不重要。”即使在功成名就之时，他也能保持一颗谦逊的心。
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任总编辑的同时，父亲还是当时唯一的中国画专业学术期刊《迎春花》杂志的主编。在那个宣传手段极其匮乏的年代，只要是作品好，父亲都无条件地、没有私心地为全国美术家服务。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晚上，家门口来了一位不曾谋面的农民，说想和父亲学画。父亲没有一点嫌弃地把他请进屋来。此后，父亲和母亲一起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学习书法绘画，帮助他在天津安了家，做了天津的女婿。他叫石城，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天津文化人了，为天津蓟县盘山石刻的保护与修复作了不小的贡献。
父亲爱才，亦爱人。记得在2015年，我与父亲一道去郎木寺一带采风。父亲注意到一位帮家人忙活的藏族小女孩，当即拿毛笔给她画起速写。这幅速写极为生动精彩，后来多次出现在父亲的画册和展览中。几年后，因为一次活动，父亲和我恰巧又去郎木寺。虽然已记不清路，但父亲坚持要再去探望女孩一家。当女孩认出父亲，激动地抱住父亲时，那感人的一幕令人唏嘘。临别，父亲还坚持塞给这位名叫旦知拉毛的女孩一些生活费。在父亲的世界里，没有高低贵贱和远近亲疏，他心底那份深沉真挚的情感，早已化作日常言行融入他的笔墨里。
记得2016年，父亲首次举办“行者无疆——杜滋龄中国画作品展”，参加四地巡展开幕式的朋友非常多。大家都说：“老杜作品如此精彩，办个展为什么这么晚啊！”其实大家不知道，父亲办个展晚，主要是他总认为自己的水平不够，还需要在艺术上再下苦功、再打磨。通过这次展览，人们对父亲的艺术成就也有了新的认知与评价。
作为父亲的孩子，我人生的44个年头都陪伴在父亲身边，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除了艺术事业，父亲是那样深爱与他同甘共苦几十年的妻子。他们在一起永远是那么和谐，就算偶尔拌嘴也是因为艺术话题，而且每次都在父亲的玩笑妥协中收场。当初，母亲义无反顾地与“家庭出身不好”的父亲结婚。为了这个家庭，她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专业。有了母亲的支持，即便在生活困难的年代，父亲也能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家里所有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在母亲身上。缘此种种，父亲一直对母亲满怀感激。
2017年底，母亲得了脑血栓，父亲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甚至放下了他不可或缺的画笔，每天以极大的耐心去照顾母亲。那时候，我的工作强度也很大。劳碌之余，我也会每天去照顾母亲一两个小时。有一回，我没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精神压力，跟母亲说话的语气重了些。这时，从来都不说我的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你忙去吧，自己注意休息，把工作和家庭搞好，妈妈这边我来照顾，遇到事情别那么急！”
有次去杭州出差，遇到了父亲的老同学马其宽和徐家昌二位先生，他们非常关心我父母亲的近况：“让你父亲想开一些。有时间多出去走走，画一些小画，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回京后，我就把二位先生的话转告给了父亲。父亲说：“感谢二位老同学的好意，但是我放不下你的母亲。你母亲这辈子对我有恩，我的余生就是不画画了，也没有关系。”听父亲这样说，我只能将泪水强忍在眼眶里。年近八旬的父亲，像一座老而弥坚的山，在母亲病重时期，他几乎独自撑起了我们母子的家。从那一天起，父亲在我的心里更加高大，他令我懂得一个真正的男人须如何担当生命中不可轻亵之责。譬如此刻，我就很想告诉父亲：“从来不吃剩饭的我，也能开心地吃母亲的剩饭了。”
从小到大，父亲没打过我一下。他总是耐心地给我讲道理，总是身体力行地做我的榜样。自小，我一直有一种骄傲感：我的父亲是杜滋龄，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和了不起的男人。虽然我对父亲高山仰止，但父亲却从不俯视我、指使我。父亲和我的关系更像是画友、朋友。我们在一起聊艺术、足球、人生。每当一幅画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把父亲请来，听听他的意见。他对东西方艺术的博闻多识经常能使我获得启发。离开父母家时，我经常要摸摸父亲的右手，嬉笑地说：“给我一点灵气吧，也许今晚就能画得好一些。”
多年以来，每天下班，我习惯边开车边和父亲通电话，东聊西聊。而今，我不得不去适应回家的路上再也没有父亲亲切的声音。无限伤怀的日子里，除了梦见父亲时的欣喜，我感觉自己变得空洞虚脱，好像成了没有依靠的孩子。唯有父亲说过的话，不时照亮我灰暗的心绪，唯有父亲做过的事，警醒我有些事情必须做好，必须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父亲，此刻我的耳边，又浮现您对我说过的“春去春来皆有度，花开花落且随缘”。您的有度与随缘，从来都不是油腻虚浮的概念，而是内涵丰厚的笃行、始终如一的现证。您早已将生命中原本不同的领域贯穿融通——您做人的磊落，不就是您笔墨的洗练沉着吗？您作为长辈的温厚热情，不正如您画中风雪高原里透出的隽永赞歌吗？您作为丈夫的爱与责任，不正与您对艺术的真诚忘我同出一心吗？如今您虽已远去，但您作为父亲的润物无声，不正是叩响我和后辈中青年画家们继往开来的黄钟大吕吗？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在父亲去世一年后，谨以此文，愧呈祭奠。
（作者系杜滋龄先生之子，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展览处处长）
